徐平话说完，几个人面面觑，好久没有人说话。
著书立说，自成一家，这个年代并不缺少这种人，而且还特别地多。虽然关学洛学还在萌芽，没有成气候，泰山学派却已经崛起，孙复名满天下，石介崭露头角。理学先驱胡瑗景祐元年离开泰山，回到苏州讲学，另一个学术中心正在崛起。戚同文虽然在后世名声不显，但他对应天书院倾注的心血正在开花结果，里面走出的学生开始进入权力中心。
这其中除了泰山学派，应天书院和胡瑗都与范仲淹的渊源极深。范仲淹在后世的地位很大程度来自于他开两宋学风，庆历新政的政治成就倒还在其次。
不过这个年代文人学术上的开家立派，还是以自己读书思索为主，讲学以及与其他文人的讨论探讨在其次。像徐平这样，纠集一群有职事的官员，以政事为本，然后要自成一家的还真没有见过。只听说官员为了推行新政找理论基础，上自三代，翻遍所有圣人的言论为自己站台的，没听说从新政总结理论指导实践的。
最后还是李觏打破沉默，坚定地道：“都漕说的极是！上古之时人民至少，政事易极为简陋，圣人所言虽为至理，但只是个大概。如何从圣人大道发挥出去，治理国家，则要随着世事变幻找到自己的法子。从邕州到京西路，都漕为官之地，无不钱粮充足，百姓安居乐业，其间自然有道理在。把这道理总结出来，让其他人看得懂，学得到，推行到全国施行，难道不是利国利民的伟业？我等身逢其会，自当献计献策，全力玉成此事！”
这些人里只有杨告与徐平共事的时间长，三司的时候编《钱法类书》就见识过徐平做事的风格，听了李觏的话，高声道：“泰伯此话说得甚有道理，就是如此，我们合力把京西路这一年的施政整理成万世之法。一可以遗泽后世，造福子孙；二可以让朝廷里明白，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些事。绝不是投机取巧，赚出来的钱也绝不是虚账，而是实打实的于国于民都有用的财富。不但是我们能够做到，只要照着法子做，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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