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枢密院和中书指准,由随军转运使施行。紧急情况下都护府可以先要求随军转运使提供物资,向枢密院报备,但紧急情况受到枢密院规例限制。王拱辰由此官升数级,从经略使的属官成了一路主官,与本路正常的转运使并列。
徐平由原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兼本路都部署兼本路沿边招讨使,改任陇右都护,大部分的军队管理权限都交了出去。即由原经略使司的日常管理,改为了制度化各军管理,帅府不再管理军队的吃喝拉撒,而只管军队的训练、行军、驻防、作战。
这一番改动之后,日常管理靠制度,军事行动靠军令,军令的严肃性大大提升。不再是帅臣或者主将随便写一纸命令甚至一句话就成为军令,而必须遵循严格程序,合乎要求才成为军令。相应地军令一旦形成,执行者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由军法司侦办。
新任命下达仅过几天,枢密院又送了一纸宣命来,把陇右五军的日常管理又授权给了都护府,让徐平哭笑不得。吕夷简也是没办法,徐平把军队的管理权交上去了,他却发现短时期内枢密院根本无法接,只能还是先交给徐平。
最后的结果,是徐平用制度把各级统兵官的权力收了上来,亲手交到了枢密院,并且连自己的军事指挥权一起交了上去。枢密院据此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再把交上去的权力又授给徐平,还大大加强了其在前线临机决断的指挥权。
真正的不同,是枢密院从此有了都护府下诸军的军政之权,同时收了军令之权,只是时机不合适,只能把这些权力重授回徐平代掌。现在徐平虽然比事前的权力更大,但都是临时授予,枢密院做到了收权,徐平也拿到了更大的决策权,皆大欢喜。
此次变动真正难受的是三衙和前线的统兵官,枢密院能收经略司的兵权,有了这能力以后就能收三衙的兵权,无非是在枢密院中再把军政、军令之权分离开来。前线的统兵官若是按秦凤路制度,就失去了财权、人事权和专断之权,只能够按照军令和制度行事,与以前一言既出无不景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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