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省城举行，八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

    考试文体规定用八股文。

    明代不考作诗，第一场试书义三道，每道限200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试论一道，限300字以上，诏、诰、表各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每道限300字以上，具体视能力而定，扛不住的可酌情减两道。

    清初随明制，但乾隆二十二年，诗字印覆压古今的十全老人觉得只写文章显不出才气，遂决定在乡试、会试时增试五言八韵诗一首。

    自此以后，院试、乡试、会试都要考作诗，称为试帖诗。三十年后，老人家又发现大多数考生都只是为了应试而专注于一经，对其他经甚至一窍不通，认为“非敦崇实学之道”，遂命自次年起，乡、会试每年轮试一经，五年为一轮，随机循环。于是定首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经文五篇，题目内容用五经；第三场策问五道，题问经史、时务、政治。自是遂为永制。

    既然是命题作文，自然字数有限制，清初顺治二年，定初场文字，每篇不得超过550字，二、三场时表不得超过1000字，论策不得超过2000字。

    由于文字规定得太短，词意难尽。康熙年间，第一场文字宽限到650字。乾隆四十年时又定每篇以700字为率，违者不予录取。

    会试的主考官在明代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当。清代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

    为防作弊，清代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前，还要再来一次复试，叫朝考，明代则没有这番折腾。

    朝考第一称朝元。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在考中后可按惯例立刻授翰林院修撰和编修，不用参加朝考。

    殿试二甲第一名的传胪和朝考第一名的朝元，一般也是照例到翰林院任职。

    清代的乡试也有复试制度，并且规定没有经过复试的举人不准参加会试。清代对于老人参加会试而落第者，有时会赏给国子监司业或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虚衔。

    道光六年春，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众多举子中，有位来自广州府三水县名叫陆云从的老人，年已103岁。主考官发现这位白发苍苍的考生时十分吃惊，立刻上奏皇上。

    道光帝高兴地认为这是“人瑞”，当即赐老人国子监司业的官衔。

    不过清代科举贯彻着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

    鸦片战争后，科举开始设置新科目。光绪十三年，算学被列入考试科目。光绪二十五年，设经济专科。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发布上谕规定答卷一律不准用八股文。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废除。

    明清两代的武举也是童、乡、会、殿四试，考试的主要内容都是马步射加策论。评判标准也如出一辙，策论成绩压倒一切，深入骨髓的重文轻武。

    万历年间曾有大臣提出武举应该增加现场排兵布阵指挥火药武器作战的考试环节，以及策论加考天文地理和军事科学的内容，但没有被采纳。

    清代武举的武艺考试环节难度全面升级，不过没什么用，该挨打还是照挨。

    总的来说，韦宝还是觉得科举是不断在发展的，显然，在明朝想‘搞点花样’，似乎比清朝容易一些。因为漏洞多一些。这漏洞，主要是指流程上的漏洞，考官身上很难找机会。

    但是到了清朝，流程更加科学，漏洞更少。但是从考官身上更容易入手。再加上有民族压制的成分在，总的来说，韦宝更加喜欢大明的科举。

    韦宝是从来没有想过如何下苦功的，至少，时间上他就没有办法，离科考还有几天功夫了，现在就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每天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学习，这几天功夫，也不够用呀。

    再说，韦宝在现代就烦透了书本，难不成，跑到大明来当个书呆子？学个满嘴的之乎者也？

    不在下苦功上花心思，便只能在舞弊上下功夫了，韦宝想好了很多策略，并且在家里的时候，都在忙乎这些事情。手机上存满了所有科考相关资料，并且全部txt格式化，方便作弊，方便索引，这都是为即将到来的科考做准备的。

    “芳姐儿似乎很关心公子呀。连公子找私塾蒙学的事情，她都替公子想到了。”王秋雅道。

    韦宝微微一笑：“没有办法，人长得帅。”

    王秋雅和徐蕊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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