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军事的文官袁应泰成了辽东经略，直接导致了沈阳陷落，其本人也战败身死了。

    熊廷弼倒霉的第二个原因，熊廷弼不慎卷入党争。

    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

    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

    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

    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为利用。

    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

    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排斥。

    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形成了直接对抗。

    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

    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突破门户之见，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的所谓“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

    这一切，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理下祸根。

    或许，人称“九千岁”的宦官魏忠贤的思路也是简单的，政敌拥护的，咱就要坚决反对。

    明史说：“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也就是说，袁应泰一死，辽东战局告急，“烟火断绝，京师大震”。

    满朝上下，这才想起熊廷弼来。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

    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

    这个人，明史有评价：“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

    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据说他可以调动的人马，仅有离京时带的京营五千人。

    而王化贞则握有实权，其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

    明史说：“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

    毕竟，今日之辽东，早已不是十年前的辽东了。

    应该说，熊廷的策略是正确的。

    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

    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自然要下令处置败军之将。

    王化贞的责任是主要的。

    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

    一个是逮，一个是勘。

    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

    然而，最后的议决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这时候，又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熊欣儿现在对韦宝说的事情，熊廷弼为保命，曾托汪文言向魏忠贤行贿，数目不小，四万两。

    然而，熊廷熊并不是一个贪官，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

    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

    第三个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明史说：“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此评价，甚为形象。也就是说，熊廷弼的脾气不太好，有才之人大抵如此，遇事特别容易激动，也因此得罪不少人。

    当然，有些人是无意中得罪的。

    比如给事中姚宗文，仅仅是熊廷弼没有替他在补缺的时候求情，而结下了梁子。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说他经略辽东失职。熊廷弼的反应是什么呢？《熊廷弼传》说“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廷弼益愤，再疏自明”，甚至公开“惯纱帽”。

    说到激动的时候，“抗疏辨，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他也从不忌讳。

    但凡有人弹劾，熊廷弼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的。

    任何批评，他都不能坦然地存在肚子里。

    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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