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者的数目比之前降低了惊人的25，但是园艺业者、苗圃业者、水果种植者、种子商人、花匠等从业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增幅比1655年高了将近80，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传统的谷物种植，转而从事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农业工作这并不说明他们竞争不过边远地区的经营自己份地的农民们，只说明他们不愿意和那些拼了老命种植粮食的人在低水平上竞争而已，或者更直白点说，他们可能更加害怕租赁着大片国有土地搞大农场的投资者，而不是与他们同为份地持有者的普通农民。”
“……这样的转变，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但看起来他们似乎并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而任由这些农民们根据市场需求做出合乎自己判断的选择，虽然大丰农机厂一直在指出这些地区使用蒸汽农机的程度正在逐渐衰退。或许，英明睿智的执委会诸公认为，大城市郊区的转型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不比以前更低，便足够了。份地是他们全家人生活的最后保障，一旦事有不谐，他们可以重新展开粮食种植，前提是乡村的灌溉水利设施仍然被打理得相当不错，虽然看起来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是如此。”
“……不过，在当城市郊区的农民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时，往往会遇到一些不利的情况，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在与大农场租赁者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有时候则是因为大家生产出来的产品远远超出了邻近市场的需求，有时候则是因为他们在面对批发商时缺乏议价能力（这在购买一些生产资料或生活用品时同样适用）。这些情况的反复出现使得很多人意识到要将所有农户的产品聚拢起来，整批出售，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成立一些类似合作社的制度，就如同我们的巴西农村金融合作社在北宁、顺化地区所做的那样。”
“……巴西农村金融合作社花费多年时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鼓动，到了1668年底的今天，这些曾经播下的种子已经有了初步的收获：他们为北宁地区相当数量的农户开设了银行账户，目前已经拥有了八千多名社员，吸收存款二十六万余元，并对超过两千名社员发放过低息农业贷款，合作社的名头至此终于有了些名副其实的味道。这样的情况几乎只会出现在我们国家，因为农村金融合作社存在的基础是所有的农民都是平等的，因此频繁出现在旧大陆乡村的犹太籍高利贷者在巴西是甚少见到的，一个经营水产养殖的农民或许身负债务，但他一点不感觉到吃力，也没有人能对他进行盘剥，因此在极大程度上也杜绝了人身依存限制，这对于造就大批有消费能力的农村中产阶级极为重要……”
“……农业合作社的出现如今看起来已不可避免，因为这是他们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与大农场租赁者竞争的唯一手段。今年年中，商业重镇青岛县的乡村地区就注册成立了四家农业合作社一般来说是以单个或多个村为基础组建合作社的宗旨是购办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工具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业务计值超过三万八千元，同时这些合作社同样也代社员出售各自的产品，以帮助那些不善经营的人获取更多的利益。”
“……农业合作社集体同批发商、国营企业乃至政府进行交涉，交涉完毕后集体准备场址，购办各类生产、生活资料比如集体采买肥料、比如集体租赁农机、比如集体给牛群上保险等等并在收获后统一出售产品，最后再进行利润分配。这样的合作方式，使得他们在面对大农场租赁者的竞争时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在国家政策的配合下，再也不是任人宰割和蹂躏的对象了，这或许是东岸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
写到这里，别墅外的不远处响起了一阵鞭炮声，那是清源港国家储备粮库的落成典礼。在这个有着大量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农业设施的城镇，种植业发展得还是比较迅速的，每年的小麦和水稻产量都颇为不少，有力支援了附近诸多新设定居点的建设。
不过，这里没有贷款合作社、没有种子合作社、没有农具合作社、没有保险合作社、没有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农民们普遍各自为战，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经营成本也较高，远远无法和东部地区相比。说实话，若不是国家对这些地方的农户执行了政策倾斜比如要求附近的新设定居点就近采购粮食的话，很难说从昌化港用船只运来的小麦和他们产出的小麦，究竟哪个更便宜一些。
就拿清源乡（后世科连特斯城）来举例，附近还有宁洋乡（后世洛马斯·德巴耶霍斯小镇）、清溪乡（后世恩佩德拉多小镇）、福全乡（后世圣路易斯·德尔帕尔马小镇）、思进乡（后世姆布鲁库亚小镇）四个定居点，此番共调拨来自清国淮安府的垦荒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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