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话，有年则收二百斛，次则百余斛，饥岁甚至只有六七十斛。中人十口之家，才可以自给。此外还有杂役，如出牛驴牲畜、筑城修路伐木、养苑马、进贡品等等，色目繁多。贫者丰年还可勉力支撑，若遇上天灾，就只能典子卖女以偿之，故胥民怨咨焉。”
说实话，黄汉华之前的话让赵初彦颇有些震动。因为在他看来，东岸百姓的税负实在是太轻了，轻到不可思议。他们有不错的砖屋，有大牲畜，粮食多到甚至去酿酒（朝鲜历史上歉收时每一次都会颁布禁酒令），还有许许多多的鱼肉，生活水平甚至比得上朝鲜的中人。要知道，中人在朝鲜的地位可不低，一般都是医生、捕快、乐师之类的职业者，收入水平处于中上层，结果也就和东岸普通百姓——至少首都附近的百姓是如此没错——差相仿佛，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呢？
是了，这位黄司长也说了，他们近海有很多鱼虾，南边的荒原上也有许多的无主之牛，所以百姓生活富裕。但除此之外真没别的原因了吗？赵初彦想说没有，但多日来的见闻告诉他，不是的，还有别的因素！比如东国人的种子就是好，长出来的麦子饱满，产量还多。另外，他们有许多的牲畜，还有很多好用的机械，所以一个人可以耕三十亩地之多，这就保证了足够的粮食富余量了。在这一点上，即便朝鲜的百姓再勤劳，也是远远比不上的，更何况两国的税负水平更是天差地别，这就注定了两国百姓生活水平的差异。
“余尝患我国之贡额烦重，民不堪命。少时出使燕京，睹清国之现状，发现亦如此，自此谓诸国皆然。”赵初彦端起了面前的茶杯，轻啜了一口后，苦笑着说道：“直至今日，余才知重税病民并非举普天下皆然，上国却是践行了圣人的爱民之心。”
其实，赵初彦更是发现，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条上，东国人似乎做得也更为出色，只不过他从来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点。时至今日，赵初彦也对东国人的政治体制有了一定的了解了，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所谓的皇帝，国家元首曰“执委会主席”，似乎是通过缙绅会议选举出来的，各级官职所有人也都可以担任，不像朝鲜那样规定好了哪些由两班担任，哪些中人担任。
在这一点上，《孟子》的这句话难道不是东国人践行得更好，而朝鲜人虽然嘴上日日诵之，实际上却没把圣人的理念当回事吗？难怪有东岸学者曾撰文指出，中国、朝鲜、越南等国的儒家学者被程朱理学毒害得不像样，学圣人只学了个皮毛，流于表面，反倒是东岸人重信守诺、善待百姓，人民安居乐业，百姓不受乱世动荡之苦，如果这不是王道乐土，那么还有什么有资格被称为王道乐土？这话虽然有往自个脸上贴金吹嘘的嫌疑，而且这个国家无君无父，很难说是否可以一以贯之，但就目前来说，看样子做得还不赖，至少比朝鲜王国要好。在这一点上，赵初彦即便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说朝鲜或中国在践行孟子“王道”思想、建设王道社会这一方面要比东国人好。
而且，东岸政府还允许民众批评自己（有没有用先不论），地方上的县乡一级还有小规模的缙绅会议的存在，每年都开会讨论国计民生。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建议或批评，有的会被政府接受，这一点就很令赵初彦感慨颇深：“长民者每以黎庶为蠢蠢，而侈然以肆于其上。殊不知民虽至愚而神，其是是非非一出于公心，有不可以威势屈利口诱焉者也。”
当然，赵初彦这里的“民”未必指的就是普通小老百姓，而是指地方上的生员、缙绅，认为他们爱憎分明，说话多出于公心，比朝堂上的“肉食者”们来得更加直接。因此，在认识到东岸人地方政治协商会议的存在及作用后，就很是感慨了，认为这有上古遗风，虽然会议代表内强制规定了普通农民、手艺人、商家、武夫们的比例令他感到有些不满。
只是这样的认识，只能让赵初彦的思想更加混乱。现在的东岸，在赵初彦的印象中极为复杂，一是他们的课程丧心病狂，不尊名教、不学经典、不讲大礼，百姓追名逐利，全国一片腥臊浮躁之风；二是他们对官吏好，对百姓也好（甚至就连残疾人都有一定的福利，虽然少得可怜），国家富强，人人安居乐业，充分体现了孟子的仁政爱民的思想，同时也有了圣人口中的“大同社会”的几分影子——他们是不学儒家经典，不继承华夏道统，但所作所为却又暗合古仁人的经典思想，建设的目标也是奔着孔圣人的大同社会去的，这难道不比那些口上日日念诵孔孟之学，实际上却行的吃人礼教之腌臜下作破事的人强吗？正如东岸人批判程朱理学时所说的，“礼”这种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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