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枉仕宦一场。
汴梁城里，五行八作各色人等，此刻也都是一派忙碌而又快活的模样。京城各行的行会都在各处街巷定了场子，瓦匠、木匠、花匠、厨子各有地方等候主顾来包活儿。上清宫、大相国寺等天子家庙不论，寻常道观佛寺，也有些道士僧人，在五岳观后门的观桥下圈了场地，专等着替人办斋念经。
但不管是匠人还是道人，都是一派安闲神色，便有人来包活，也绝不会一拥而上，活脱脱群狼撕羊模样。
从观桥向北，就是汴梁最重要的水运大动脉汴河。
这条最早开挖于东周时候的人工河，西连西京洛阳，直通黄河，东向泗州，遥接淮水，南北方物、粮米，源源不绝地从河面而来。
东水门外，可与开宝寺铁塔并称是汴梁地标的虹桥之下，汴河之上，一艘艘纲船往来不绝，似乎毫无停歇的时候。
最初的汴梁城，不过只有方圆二十里而已，然而百年生聚，增添了多少人口？原本的内城早已成了寸土寸金之地。神宗年间，为了将新增添的百万人口尽可能地囊括在城墙之内，又增修了规模远超内城的外城。
可经过神宗、哲宗年间，宣和年间的汴梁，已经拥有了近三百万人。而在这个时代，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也不过八百万人口而已！
汴梁之所以发展到如斯繁华、又如斯庞大的地步，其实并不正常。虽然历朝历代，凡是国都，都免不了要趴在邻近的四方州县身上吸血。但不论是之前的长安、洛阳，还是之后做了数百年首都的燕京，都是相对要克制许多。而自大宋艺祖赵匡胤之下，一代代的赵官家们，都有一种希望尽量把好东西留在身边的冲动。
汴梁几乎是集中了大宋一切的精华所在，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人力上，最好的部分都被截留于斯，而到了赵佶登基之后，以“丰亨豫大”为执政口号的大宋朝廷，更是把封建时代一个政权的聚敛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比如通过花石纲，源源不绝地运送而来的太湖、灵璧各色奇石。
比如自赵佶到蔡京，大宋朝廷上层兴起的古董收集热，导致了宋境之内，地面上、地面下，所有能被找到的古物，都被搜刮一空，成为了都门贵人们的书斋珍玩。
还比如说，从政和年间开始编修的万寿道藏，聚集了天下几乎所有的道书，其中多有秘而不宣的法本。
至于大宋手艺最高明的工匠、功夫最精湛的厨子、歌舞最娇媚的女娘……也只有在汴梁才能找到。
……而最后，这座汇集了这个时代所有最美好事物的城市，就那样毫不设防地让从通古斯南下的强盗集团来了个连锅端，最后百不存一。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有女真入寇的靖康之变发生，从赵大赵二以来，这种恨不得聚敛天下财富奉养一城的畸形制度，也留下了无数的隐患。
地方上一方面资源太少，一方面又是税赋沉重，王安石变法到了徽宗年间，善政尽废，恶法更增。地方官就算是想要“与民休息”也不可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财富流入汴梁。
而这种过度的压榨，导致地方官只能对保持最低限度的统治，却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调动。于是到了女真入侵、天崩地裂之际，黄河以北的赵宋统治瞬间崩溃。要不是女真兴起于原始而强蛮的奴隶社会早期，残酷的杀戮与压迫引发了汉人们朴素的民族主义反抗精神，以至于河东遍地金鼓。换成是初入关的满清那种起码看得懂《三国演义》的半开化异族，只怕也就没有赵构“泥马渡康王”这档子破事了。
在宋室南渡之后，就连士大夫们也不得不承认，靖康之变的根源，就在于“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上面。甚至朱晦庵要借范仲淹之口替前人辩解道：“既无钱，又无兵，却教他将甚去杀贼？”
但不论怎样说，这都是一个富庶繁华到了让人惊叹的城市！
……
………
东水门的监门官，一向比他的同僚们要辛苦许多。不但因为东水门前的汴河，也不只因为汴河带来了络绎不绝的纲船与商船，也因为东水门的构造与汴梁外城诸门不大一样。
东水门的城门楼是跨河而建的，城门也是一道沉重的铁闸，每天入夜，便要将闸门落下，禁止船只入城。而在这道铁闸两旁，又开有小门，行人出入。
因此上，东水门的监门官，其事务也可称汴梁外城诸门里最为剧烦的一个。但话又说回来，东水门的监门官，也是油水最为丰厚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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