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
乾隆皇帝认为这三件是稀有之物，将它们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名其收藏之室为“三希堂”。
《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帖”。
辛亥革新后，“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郭世五所收藏。
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
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
由于当时不少外国机构与藏家对之分外觊觎，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到域外。
1951年9月，时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奉周总理之命，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
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得知流失的国宝“二希”在香港可能被外国买去的消息，紧急向中央报告。
郑振铎叮嘱香港著名的鉴藏家徐伯郊，想办法稳住郭氏，以待内地汇款抢救。
徐伯郊马上找到郭昭俊，向其申明了大义。
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昭俊的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取了出来，然后同郭昭俊一起带着“二希”，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城。
11月5日，周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
《中秋帖》与《伯远帖》的成功回购成为了建国初期回购珍贵文物的一件大事，被传为美谈。
这些事儿都是柳怜知道的，但是她不知道的，却是这两件东西回国之后，却又因为一些见钱眼开的家伙，把东西卖给了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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