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反方辩友，你们一再强调‘穷了也未必思变，不穷也会思变，因此思变的主要因素是上升通道是否充分，而不是是否穷’。
那么我想问，你们对于最彻底、最根本性的变，也就是社会结构式的颠覆歌命怎么看？哪怕在印度、在日本，在历史上其他贵族政治盛行、天生地位注定的社会，不是也有那么多社会进步么？这种颠覆式歌命本身，难道不是穷则思变的产物么？”
正方的胡彪听了，竟然松了口气。
“惭愧，居然让评委们问出这个问题，这应该是我问的才对。该死，刚才被绕晕了。”胡彪如是暗忖。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首先，‘思变’不能等同于‘铤而走险’，而更近似于‘不择手段’，因为变是一种创新。所以一个社会有农民起义造反，不等于他们就思变了，这只是一种掠夺财富权力的本能，就跟豺狼要猎杀动物吃肉。
思变，是一种社会歌命的创新，一种新的手段、方法、社会模式。正如我们看到，简历新的注义的，往往不是最窘迫的人。拿破仑并不是活不下去的穷人，我国早年歌命的很多先行者并不是贫农出身，他们不歌命也不会饿死。而恰恰是他们思变、创新后形成了一套模式，而后吸引进来的跟随者当中，有大量的贫农、社会盲流、种种混不下去的三教九流。
因此，思变与否，确实与是否穷困无关。哪怕在最没有上升通道、最不思变的社会氛围内，最终形成思变火花和理性光辉的，也不是那些穷的人——就比如哪怕在印度，历来的改革家难道都是被压迫最深的首陀罗么？并不是，很多都是吠舍阶级的富商。”
摩迪就是一个吠舍。
俞秋雨和罗胖子对视一眼，两人不由自主地一齐微微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