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的俸禄，全靠这笔“京饷”呢。
既然在“上头”那里，“协饷”比不得“京饷”，军队的统帅就不能指望朝廷了，就得自己出面，同各省督抚套交情、拉关系，第一，保证已经商定的“协饷”，按时、如数到位；第二，游说对方，提高本省“协饷”的额度。
“协饷”制度，为敉平洪杨之乱及之后的历次军事行动，提供了基本的财政支持，但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却是极其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的“老板”，由中央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原因非常简单，给我发工资的，是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
地方由此坐大，军队由此离心。
“协饷”制度是中央财政匮乏的“便宜之举”，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不能继续饮鸩止渴了。
不然，谈何中央集权？谈何……“大事”？
关卓凡下定决心，从收复新疆开始，把这个格局彻底地扭转过来。
取消“协饷”，暂时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这笔钱，地方不掏，就得朝廷来掏，在对现有的财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叫朝廷来掏这笔钱，不论是阎敬铭的户部，还是郭嵩焘的顾委会，都还是很吃力的。
财税改革，那是伤筋动骨的事情，目下，尚未到条件成熟的时候。
关卓凡能做到的，是切断军队统帅和“协饷”的直接的联系。
这一刀，就从左宗棠西征始。
前文有过交代，西征的军费，是关卓凡安排、胡雪岩经办的“借洋债”。
经过一番折冲，出借这笔款子的银团，领衔的银行，由英国人的汇丰银行，换成了关卓凡做幕后老板的花旗银行。不过，领衔的银行虽然换了，但担保条件并没有变：依然是由中国各地的海关做担保人，向银团开具“印票”，然后，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由海关代为还款。
这样的安排，好处多多。
第一，银团不必担心收不到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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