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病体表面涂抹的几块腮红。而且，就是这一点点缀。也是低质量、低水平、低效率。
当时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如李鸿章之流，建立各种工矿企业的过程，也是从中分肥往自个兜里揣银子的过程。而且，对自肥的兴趣，恐怕超过为国家“建立自主工业”的兴趣。以致国家财政投入十块钱。往往只有两三块钱的产出。
至于各自为政，把自己创建的企业和军队视作自己的禁脔，其他派系的人固然不能碰，连国家也轻易动不得，就更不消说了。
在这些企业和军队内部，不管壳子如何光鲜，运行和管理本质上还是旧官场、旧军队那一套。哪来的竞争力、战斗力？
这些情况，非独李鸿章为然，其余如左宗棠等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差异只在程度而已。
这是大环境使然。关卓凡想，如果自己处在和他们同样的位置上，大概也会是同样的做法。
但现在自己和他们不是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因为“追求”不一样，自己所谋，远远大于他们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
对于自己来说。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之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犹如左手之于右手，为获得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提前把必须的投资吃掉；而既然左、右都是自己的，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自己不但不会这么做，也不能允许别人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等于在割我的肉。
关卓凡看来，办企业，可商办。可官办，但万万不可“官督商办”，这等于官商勾结，一起挖国家的墙角。
商办不消说了；这官办，需要找到极有操守、极有能力的人来主持。
不论商办、官办，或者说，不论“私有”还是“公有”，关卓凡以为，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必须“计划经济”。
工业化早期，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原始积累，需要引导甚至强迫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里面，此非“计划经济”不能办。“公有”固如此，“私有”亦然。原时空的日本、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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