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的，但我也没叫你出卖朋友，我是叫你为国家做事。
文祥此人，有担当，有见识，有能力，有操守，是当时旗人中极罕有的贤者。关卓凡以为，如果要“排位”的话，当时的旗人里边，文祥当居首位，甚至超过恭王。
还有非常难得的一点，文祥是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关卓凡对他在原时空上的《密陈大计疏》印象深刻。
其中一段：“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知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
文祥也承认，“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事有难行”，但是，“义可采取”。
那是原时空光绪元年的事情，即1875年，距今不过十年。
关卓凡的印象中，这是中国的最高层领导，第一次议论议会民主制度，并给予正面评价，认为“义可采取”。
很难得了。
还有，文祥和关卓凡的这个“本身”一样，都姓瓜尔佳氏，咱们哥俩才是自己人啊。
这个人，还是要想办法拢在袖中。
蔡寿祺开始收尾，他写道：“夫用舍者朝廷之大权，总宜名实相符，毋令是非颠倒。不然名器不贵，纪纲何由而振？朝廷何由而尊？臣不避嫌怨，不畏诛殛，冒死直言，伏乞皇太后皇上敕下群臣会议恭亲王事。”
规矩如此，这个“门包”不能不给；给吧，大家伙儿比着，还不能少给。不少官员到恭王府办事，办的是公事，自家衙门也没有报销“门包”的花费的预算，办公事掏自己的腰包，实在叫人想不大通。
因此，恭王府的“门包”，中下级官员中早已啧有烦言，只是恭王自己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
小数怕长计，蔡寿祺算了一笔账，每天到恭王府“投书、办事、问访”的，“少则数十，多则盈百”，
-->>(第4/8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