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件“新鲜事物”。
以前，对于“天朝”来说，只有“贡使”，没有什么“国宾”。“贡使”来朝，统统塞到“四夷馆”去住；而既无国宾，便不需要什么“国宾馆”。
这套嗑，唠了两千多年，时至今日，终于唠不下去了。
中外交通、华洋往来，日益频繁，除了普通商人和外交使节，终于有更高级别的洋人进入中国了——譬如，之前的“美利坚访华代表团”。
一、两个“更高级别”的洋人，还可以请他去本国的公使馆挤挤，一、两百人，如之奈何？
譬如，“美利坚访华代表团”，拢共两百余人，一个小小的美国公使馆，就算两、三个人摞一块儿，也是塞不下的。更何况，“代表团”中，“副国主”以下，尽为大军机、大将军、尚书、提督一类的大官，如此委屈贵宾，岂是待客之道？
接待“美利坚访华代表团”那一次，是将客人分散到各闲置的王公府邸之中，这样做，住是住的舒服了，可是，对于整个代表团来说，活动起来，未免大不方便，因此，“分散接待”，只是条权宜之计，只能偶一为之。
事实上，在筹备接待“美利坚访华代表团”的时候，修建一座可以容纳数百、乃至上千客人的“国宾馆”的计划，就提上议事日程了。
最后，经彼时的轩郡王亲自踏勘，这座“国宾馆”，定址于海淀玉渊潭的钓鱼台。
钓鱼台肇基于金朝，以金章宗“春月钓鱼之地”而得名；元朝，宰相廉希宪于此构堂池上，绕池植柳，亭台楼榭，初具规模；明朝，皇亲李伟以钓鱼台为别墅，大肆扩建，极一时之盛；本朝高宗，始命其水为“玉渊潭”，临水修筑行宫，御笔“钓鱼台”匾额，至此，“钓鱼台”之名，才算真正确定了下来。
轩郡王以为，这个钓鱼台，地方既大，风景又好，周围也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关防容易，非常适合拿来做“国宾馆”之用。
还有，高宗修建的行宫，虽然大半已经闲荒，但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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