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然后再发往全国。
作为远东最繁荣的城市上海，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工商、金融、地产全线崩溃。
老百姓的生活也愈发困难，在银元和法币日趋贬值的同时，人民的收入竟逐年下降。1932年的时候，上海丝厂工人的日薪是6角，1933年变成5角1分，1934年下降到3角8分，1935年勉强涨回了4角。
如今，上海已经在酝酿大罢工了，再不涨工资就要饿死啊。
正当周赫煊回国的时候，左翼文坛再起风波，出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之争。具体内容有点敏感，咱们不方便详细叙述，反正就是左翼文人自己吵起来了。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左联”在年初自动解散。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号召摒弃政治立场一致对外。鲁迅和郭沫若认为，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都应该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奸，就应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文学创作，写什么都好，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力。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左联时期”结束，正式迈入“抗战文学”阶段。
周赫煊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只能以私人名义捐赠了10万元救国资金。
自从“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根本不理会南京政府“敦睦友邦”的号令。
各种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走上街头公开高喊抗日者不知凡几，国党的特务和警察根本就抓不过来。报纸上，“抗x”字眼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许多爱国人士自发前往北方投军抗日。
到了1936年6月，但凡有点脑子的国人都知道，再不奋起抵抗，就要亡国了！
“主战派”情绪高涨的时候，以汪兆铭为代表的“主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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