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二十万，好几个老干部都去部里上访了。我们厂长找了好几个银行，什么办法都使了，上个月还弄了一条金华火腿送过去，才要来五万块。这个杨锐，一句话能说三十万给我们，那是不简单的不简单。”
“银行给你们钱，那是国家的贷款，有贷有还有利息。捷利康是私人公司，怕是不那么好说话的。”
“还个屁。”小舅子骂了一句，唾沫星子飞的老远，道：“我们厂这个鬼样子两年了，生产了赔钱，不生产了也赔钱，部里的拨款上百万，贷来的技改资金几百万都没还，谁不知道再贷钱给我们是死的，指着我们厂能还钱？太阳从西面升起来了还差不多。”
蔡教授缓缓点头。
余藤再换一个笑脸回来，道：“杨锐说，他和捷利康的关系好的很，他这么说，总不好意思拿个几千块吧。要我说，学校给的经费是上面拨的，庞校长能有多大权，他这个钱是死钱。捷利康的钱是活钱，这个不一样。”
“庞校长负责拨款的。”
“那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他这不是快退了？”
“几年也不短了，这是说不定的事。”
“那我就这么给杨锐说，看他怎么弄？”余藤图穷匕见，将最后一颗糖衣炮弹打了出来。
蔡教授不禁沉吟起来。
现在还是教授争取经费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公司还不习惯给大学资助，当然，作为国家企业，他们也没有理由给国家的大学捐款。
因此，80年代或者90年代的普通教授都是靠国家拨款吃饭的，大家争取的经费也都是国家自然基金或者星火计划等等。
到了院士级别，如蔡教授这样的大犇就不能纯靠国家经费吃饭了。作为中国最强的研究机构里的研究者，各个领域的学部委员都在考虑改革开放下的吸金手段，与国外机构合作，或者接受国外研究机构的投资，也是被尝试的手段之一。
蔡教授并没有与任何一家外国制药企业建立长期良好的关系，捷利康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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