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是随机性行为,而被突变的基因却不一定好研究出分子机理。以3年后的技术,还有无数的基因研究不出分子机理,作为一门刚刚开创的方法,澳大利亚人的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推理了：
杨锐一定是诱变了多个突变基因,然后选择了其中最容易研究的,分析了分子机理。
如果没有第三部分的论文,也就是杨锐写在后半段的论文提要,大家或许不一定会这样想。
但杨锐都做出分子机理了,那他手里,说不定还掌握着几个突变基因。
对于刚刚看过论文的领域内专家来说,这可是个不大不小的诱惑了。
杨锐也意识到了此点,却是含混不清的道：“我的运气比价好,总之,我在基因挑选上没有费神。”
他当然没费神了,他就是拿到什么突变基因就做了什么突变基因。
而在别人耳中,这个含义就不同了。因为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挑选上了。
在他们的意识里,杨锐是有挑选余地的。
换言之,杨锐手里确实还有突变基因。
随便估计一下自己诱变基因的成本,一名韩国学者立刻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道：“我是汉城大学的崔真重,杨锐先生如果有暇的话,一定请来汉城大学访问,恩,我们会核销您的来访费用的。”
崔真重对中国颇为熟悉,知道很少有中国人能拒绝这种出国访问的邀请。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人在这方面就缺乏天赋,他生硬的道：“我还会在中国逗留几天,希望能参观杨锐先生的实验室。哦,忘记了自我介绍,哈哈,我的教养呢……恩,我是史蒂芬。阿伯特,昆士兰大学的教授,我们的实验室与全球多个国家都有合作,也希望能与中国的实验室合作。”
杨锐的眉头动了动,他还真有些感兴趣。8年代是个好时代,尤其是84年的当下,国外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出气的友好,各行各业都有很多的国外合作机会。
当然,8年代有资格与国外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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