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面申请，然后等经费来，一家普通规模的研究所一年下来，这方面的开支总要一两百万元。
但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经费基本不在政府的列支中了。
然而，设备依然是需要维护的，大楼依然是需要修缮的，卫生依旧是需要打扫的，没有商品房的时代，家属楼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开支，就全部要从研究经费中开支了。
一些纯粹的研究机构，甚至明确下发文件，要求研究员上缴20%乃至更多的研究经费给科研所，从而维持科研院所的日常运作。
这是中国科学界两极分化的开端。
从这一时期开始，项目和经费渐渐的变成了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生命线。
有项目的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才能拿到经费，才有开支的本钱，没有项目的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那就慢慢等死吧。
对国家来说，这些无法凭本事拿到项目和经费的科研院所，活不下来就拆分合并，到80年代末，连兵器部都给裁撤了，死掉的科研院所更是不计其数。
正因为如此，80年代的科研大牛才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领导骂领导，想拍桌子拍桌子，因为院所的领导等于是他们养着的，能独立申请到经费的大牛，人在经费在，等于是院所的爷，他们不爽了，带着经费跳槽，全中国尽可取得，而人才流失的院所被裁撤了，领导也好不到哪里去。
北大这样的大专院校相比纯粹的科研院所要好不少，抽取的科研经费比例也很低，不过，到了唐集中这样的水平，他的实验室虽然号称独立，也免不了要提供一些经费购买公共仪器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科研人员不愿意将科研经费全部用于科研，国家也默许科研人员将科研经费挪作他用。
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持续了多年，日后自然是管的越来越严了，但在80年代，几乎就像是薪Λ报酬一样平常。
王晓芸见杨锐不说话，帮忙出主意道：“咱们是不是该买个保险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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