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一动道：“最好能找两名向导，我对高温热泉有点兴趣，另外，我们想出钱请几个人搬仪器，打猎就不去了。”
“没问题，钱就不用了，你是想搞热泉研究？”康弘一听就来了兴致。
杨锐更不瞒他，点头道：“我看国外做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研究，做的如火如荼的，我想趁机了解一下。”
康弘大为振奋，心想这下子来对了。钾通道的研究是华锐实验室的工作，就算是再有发展，也轮不到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副教授来掺合。但是，云南的热泉就在云南，杨锐新开一个研究方向，不管是合作、配合还是跟随，都有相当的意义。
他稍做思考，认真的道：“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是生命奇迹，蕴含着生命进化历程的丰富信息。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代表生物体对环境的极限适应能力，界定了生物圈的“边界”，是生物遗传的宝藏，我看过您写的科普文章《生物圈》，非常有启迪性，我们如果能够研究清楚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的生存状况，对于认识生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还可能对人类宜居外星奠定基础。”
虽然最后一句话听的有点像是搞笑，但真的不是搞笑。
1984年，美国人正在雄心勃勃的考虑移民火星，如果苏联再能半死不活的坚持20年，老美或许真的能咬牙坚持，令外太空探索更进一步。
国内的研究者虽然落后于时代，但大家的目标都是放在20年，30年乃至50年以后的，尤其是做基础性研究的，眼光更是放的长远。
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研究也算是半个热点话题，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到21世纪，始终长盛不衰，而它的研究成果，也确确实实是奠定人类移民外星的基础之一。
60年代正是阿波罗计划的开端，十几年的功夫，人类就完成了登月计划，此时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太空探索会继续进行下去，并越来越快。
曾经为杨锐赚来2000多元零花钱的《生物圈》，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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