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了，再深入下去，就只能是人身伤害了。
而实验室关闭，虽然不免造成巨大的损失，但归根结底，也就是一间实验室而已。
不管是杨锐也好，其他学者也好，只要找到资金，基本都能重起炉灶。
因为实验室里最重要的，永远都是研究员本身。
这在80年代的中国还不明显，到了90年代，尤其是00年代以后，就非常显著了。去看各个科研单位或者上级部门的发言稿，所谓有硬件没软件之类的语言不胜枚举。
归根结底，越是资源充沛的时期，研究员的价值就越是显著。
到二三十年后，一名院士级的研究员，只要做的不是非常靡费的项目，每年几千万基本都是够用的，而几千万元，对于二本以上的学校，根本就不算是钱。若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省份的话，差不多的学校，都能拿出几亿元的经费来。
但是，有几个学校能找得到十名院士来做实验室？
如果能找到10名院士，配齐辅助研究人员的话，再烂的学校，都能两年扩招，三年扩建，五年211，七年985，十年就能冲上世界高校排行榜。
轰轰烈烈的百人计划，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归根结底都是国内的高水平科研人员不够用，再从国外引进。如施一公这样的普林斯顿终身教授，拿到的条件足以重建一所二本大学绰绰有余。
即使在80年代，资源紧缺，经费紧缺，可相对应的，高水平的研究员其实更紧缺。
像是杨锐这样的学者，就是被关掉一个实验室，终究也能找地方再搞一个实验室的，京城不行就到外省，外省不行就到国外。
大家支持杨锐去射“野猪”，更多的还是一种群体意识，就像是工人罢工一样，是为了更广泛的权利。
朱院士也同样不满野猪的横冲直撞。
他就像是果园的农夫一样，不愿看到野猪在自己的园子里出现。
于是，他将猎枪交给了杨锐，并帮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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