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子灌废液桶里，也有些太辛苦了吧。
完全是吃力不讨好。
再说，在地球上做科研的，就没有真富的，就以86年的生物实验室为例，一克5000万美元的干扰素，您就说想要几吨吧。
g蛋白偶联受体本来就是个烧钱的项目，600万美元的开局，够用是够用的，但肯定是不能随意浪费的，尤其是初期阶段，确立标准更要仔细。
不能因为战争迷雾打开了，你立即就来个双基地。
前期用的试剂，很多都要一路用到项目结束的，如果项目要做三年五年，乃至五年八年，不可能说到了第四年第七年的时候，突然换用便宜的试剂，那前面的实验数据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所以，与其到时候咬牙切齿，前期就要确立己方的标准。
这对杨锐来说，其实也是个挑战。
开局应该怎么计划，这可是没有人教的，也没有个定数，世界变化的太快，某些程度上，是要有一些预测的，这种预测，不仅要预测自己做项目的时间，预期的经费，还要预测对手的状态，科研界的潮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经验。
要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杨锐还可以尝试着请教请教其他顶级实验室的学者，可惜，国内并没有相应的条件。
就是蔡教授等人，虽然做出过国际级的成果，但他们并没有组建起国际级的实验室，在开展国际级项目的状况下，获取过国际级的成果。
算起来，中国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之后，就没有这样有的放矢的大规模生物学研发了。最近二三十年，生物学方面的科研，摆明车马，做好战争准备，再参加正面的国际水平的科研竞争的，基本没有。要论起来，差不多都是伏击战特种战或者敌后特工队。
遥想当年，中科院生化研究所，北大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化学所集结重兵，组织下发冲锋衣，领导做战前动员，人手一把解剖刀，开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时候，《science》和《nature》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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