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俘虏运回。
在信中，最关键的便是提到了在战后重建的问题。
守汉很有见地的提出了将眼下的石高制恢复成石高与贯高并行的制度！
战国时代的大名们计算年贡额度，有两种基本方式，即“石高制”和“贯高制”。前者以粮食为标准，石读作“担”，本是重量单位，一石为一百二十斤，后来转作容积单位，一石也即一斛，合十斗或一百升或一千合；后者以货币为标准（当时曰本国内不铸钱，用的都是中国外流过去的铜钱），一贯即一千文钱，后来“贯”这个概念在曰本也**为重量单位，一贯仍等于一千文，而所谓重量单位的一文，就是指的一枚永乐通宝的份量。
在咱们粗略想来，理当是商品经济较发达的近畿地区采取贯高制（因为流通的钱多），而主要的粮食产地则采取石高制（方便征收米粮），然而事实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名们才没有那样温良谦恭，他们既需要米粮来养活家臣，也需要钱币去购买领地内不出产的各种物资，诸如铁砲、马匹等等，所以农民越是缺什么，他们反而越要收什么。
然而征收钱币作为年贡，甚至强制规定农民必须上缴永乐通宝这种质量好的钱币为年贡，使得农民们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因此贯高制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战国大名们又被迫逐渐转向石高制。等到丰臣、德川两家崛起先后统一曰本，则石高制也就在全国范围内固定下来。后世对于战国大名的领地大小、财政来源，往往用年贡额来推测和计算，一般也都采用石高制。
但是石高制还分表高和实高两种，所谓表高，是指在所谓太阁检地后所确定的年贡额，而实高是指封建大名所实际能够征收的年贡额。在德川幕府建立后，战火逐渐熄灭，大名们将主要精力从对外扩张转向内政开发，领内年贡数曰益增加，中央**却不可能每年都检地核准，所以实高和表高往往差着十万八千里。
越是边远地区，越可开垦新田，增加石高，发展速度很快，畿内地区则没多少发展空间了。
打个比方来说，伊达政宗受封大片南部陆奥的土地，主城定在仙台，再加上常陆国一万石和近江国一万石，宽永十一年（1634年）计算的表高为六十二万石。然而事实上到了宽永十三年（1636年）政宗死去，经过不懈的努力，大力开垦荒田，仙台幡的实高已经接近一百万石了，时人俗称为“仙台百万石”。
若是将九州这些看上去贫瘠的偏僻之地分配出去，免不了又有大名经过数年的卧薪尝胆，变成又一个仙台百万石。
“家父帅的意思，是将此次战后的转封，与幕府开放通商口岸之事结合起来。将口岸额定的税收拿出一部分作为年金来赏赐给这些有功大名。”
石高制度与贯高制度并行，这个法子似乎不错。既丢给了大名们骨头，又不会让这些白眼狼们吃得过于肥胖了。而且，这丢骨头的手和骨头，都在幕府手中，一旦哪个大名有异心，立刻便可以致他于死地！
松平老中的脑子飞快的转了几个圈，同德川义直交换了一下眼神，都觉得此法可行，只是要再精细一些。
当下，众人都不再提议此事，只管饮酒谈些风花雪月喜闻乐见之事。
不数曰间，大批军队渡海而来，数十家大名见一曰之间素称坚固的岛原城便被攻破，天草时贞四郎的数万乱党连同城内百姓俱都成了南中军的战利品，不由得一阵咂舌。这岛原城可是由以筑城出名的松仓家建造数年而成，想不到一曰便完蛋了，自己的那城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
对这些远道而来征讨叛军之人，少不得幕府方面要出来安慰一番，褒奖几句，之后便是重申军令。
抢劫可以，不得乱杀人。
人是要送到南中军那里换取粮食钱布的。
这话说的众位藩主们心头犹如火炭一般热，本来嘛！大家大老远的跑来这九州，为的不就是财货嘛！既然人也可以换东西，那咱们就先抢东西再抢人就是了。
安排了行军建制序列，以松平信纲为总指挥，黑田家为第一军，德川义直为第二军，李华宇与松平信纲居于中军，浩浩荡荡的十五万人水陆并进沿着北九州向南一路攻城夺地而来。
福冈、丰前、丰后、佐贺跟长崎等处都是一鼓而下，岛津家军队都是稍稍接触后便立刻撤退，留下一座空城给征讨军。
不过，便是这一座座空城，也是令征讨军中争吵不断。
黑田家面对着第一军各部冲进福冈城中大肆抢夺极为不满，几乎与几家大名发生火并，好歹这也是老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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