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
你们既然先挑事，就不要怪我掀翻了桌子了！
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黄宗羲作为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之一，徒子徒孙众多，唯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以至其私德上都出现了可议之处，并且还影响了此后浙东史派的一大批学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也是其人之不足取之处。
南明史的作者顾诚顾先生说“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实为中肯之语。又如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在李自成破北京前后，联络崇祯十六年之同年庶吉士若干人降顺，且表现积极，先和周钟一起在劝进表中大骂崇祯并为此栩栩自得，次上“平两浙策”等，后因吴三桂于山海关大破李自成，魏学濂遂于李自成还北京又撤出北京、吴三桂及清军占领北京这一时段内自杀。但黄宗羲在他所撰之《弘光实录钞》中列举的降顺诸人名单里，却独不见魏学濂之名，其后在魏学濂墓志铭中，更将魏学濂降顺一事又直接指为是阮大铖为报复而进行的造谣污蔑。这种只论亲疏不论是非、颠倒黑白的治史态度，实在很令人不齿。（眼熟吧？和现代的公知大v一脉相承，只分彼此，不论对错。）
一场朝堂上的嘴炮便悄无声息的以刘宗周偃旗息鼓而结束。
“牧斋公！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入夜时分，在姜曰广的府中，钱谦益、赵之龙、姜曰广等人团团而坐，赵之龙面红耳赤的质问着向来以足智多谋而闻名的钱谦益问计。
“如今阮贼大肆搜捕我东林学子，不数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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