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封闭的，无足轻重的边缘性资本市场，在短短时间中一跃成为全球为之侧目的市场，华夏金融在2007年发出了一声慑人心魄的长啸。
难道，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泡沫游戏或一种虚张声势的金融表演吗？
赵浮生没有办法和谭凯旋解释，看似光鲜亮丽的表面，究竟隐藏着什么，因为他无法说出口。
“你就对a股那么没信心？”
谭凯旋笑道：“前几天可是已经六千多点了。”
赵浮生冷笑了起来：“就算七千点又能怎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知道？你觉得那些市值，是真的吗？”
谭凯旋闻言顿时不吭声了。
作为混迹华尔街的大佬，他其实很清楚，华夏的股市，如今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泡沫。
哪怕是那些所谓市值飙升的国企，其实更多的，都是虚的。
自从零三年国资委成立之后，中央企业的利润像变魔术一样年年超常增长，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移动这些垄断企业贡献的。
成本从来就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被转移、被隐匿，被藏到地毯下，而利润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短短时间中，央企利润突飞猛进，我们有理由怀疑：除了经济增长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绩效改进所带来的正常盈利增长之外，央企的利润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转移成本以及通过挤占其他企业的利润等方式而带来的。
也就是说，一部分本应该属于公众福利以及其他企业的利润被转移到中央企业的损益表中。很有可能，这就是央企利润魔术式增长的主要奥秘之一。
这一点，可以在华夏的银行改革中看得非常清楚。
就在不久之前，华夏的国有银行还一直是坏账丛生的坏银行典型，但在短短几年之后，通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上市，国有银行迅速从烫手山芋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高成长”银行。因为收到奇效，华夏的银行改革被誉为一个金融奇迹。
实际上，华夏的银行远没有专家们吹嘘的那么神奇，它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华夏的特殊制度“优势”，而将其巨大的改革成本分散和隐匿了。
国有银行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其实就是公共财政的注资。
没有这一步，其后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融资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有了这一步，后面的步骤其实就水到渠成。然而，几万亿元的注资，本来是可以用来进行同样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的。
或许在华夏人的优先秩序中，金融有更加急迫的危险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华夏的金融改革奇迹实际上是以社会公共品的严重匮乏为代价的，是以华夏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华夏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华夏社会的断裂。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沸腾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华夏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
一位研究者曾经将华夏的银行改革概括为“华夏式成长”，但用这个视角观察，它更好的称谓应该是：“华夏式魔术”。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显然，以侵蚀社会其他利益主体而获得利益并非仅仅只有国有银行，也绝非只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企业。
这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
这种情况，华夏的房地产企业、血汗工厂中随处可见。
在华夏的改革中，除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崇拜之外，又出现了一种甚嚣尘上的新的公司崇拜。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而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作为社会重要主体的“公民”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是政府与企业收入的非正常增长。
如果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在政府、企业、公民相对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通过剥夺其他利益主体或者转嫁成本的方式取得的，就非常值得忧虑了。
华夏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属于后者。
没有人比赵浮生更加清楚，这种所谓的改革红利，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从零七年开始，华夏的股市一熊熊了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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