祯的性子。历史上宋朝官员常用祖宗之法来约束皇帝，而祖宗之法正是成形于赵祯当政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个主动遵守规则的人。作为皇帝，他愿意用有形无形的规则约束朝政。
如果在徐平的上书未到京城之前，赵祯冒然地做出战或者和的决定，不管与徐平的想法一样不一样，都是对徐平先前作为的不认同，对他能力的不认可。一得到消息，徐平可能就会上章请辞。李迪和吕夷简更严重，与徐平意见相左，可能就遇到一个是自己辞职还是撤掉徐平的问题。这个时候，赵祯的选择显而易见。
大宋的政治规则就是这样，其他人可尽情地提自己的意见，但在那几个决策者的小圈子里，话却不能够乱说。皇帝和宰相在徐平表态之后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越俎代庖。
徐平给枢密院的那一句话是在得到王沿的移文后，随手写了一句用快马送来，不是他完整的意见。这一句话定下了基调，但具体的谈判，还是要详细的内容。皇宰和宰相、枢密要徐平对前线军力、战事、未来结果的详尽分析，有了这些，才能面见契丹使节。
李迪让富弼把刘六符拖在大名府以北，吕夷简则用快马把元昊、契丹的动向，以及朝中官员的争论发往镇戎军，让徐平尽快以陇右都护府的名义上奏章。而且要用快马让沿途马铺送往京城，作为最优先的公文，不要迁延时日。马递一昼夜五百里，镇戎军到京城两千里多一点，吕夷简给徐平的时间是十日为限。
这十天的时间，再没有官员敢主张议和，要战到底，彻底消灭党项的言论占了绝对的上风。蔡襄率先喊出了敢言和者皆可杀，一众中下层官员唱和，让晏殊非常被动。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上章请辞。倒是赵祯温言挽留，还是让他做副相。
最后这场争论不再局限于对党项的战与和，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一众官员，翻起了旧账，发展成为对边疆地区郡县还是羁縻的大争论。最后几乎满朝文武参与，颇有贞观四年大唐上下讨论要不要让匈奴内迁的场面。
在贞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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