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子的主流，是把《富国安民策》吸收到新的文化体系中，以李觏为代表。而天都山的大胜，又开了另一个方向，即《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论。
刘敞出自《春秋》研究的世家，他自己在这上面用功很深。到了徐平幕中，随着战事连战连胜，正在影响着他走向一条新的道路。《春秋》一千年余来，纷纷杂杂，涉及到的各种著作、思想不知有多少。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尊王，一个攘夷，核心是华夷之辨。
现在党项即将收复，便面临一个问题，宋与党项的争端，是华夷之争，还是中国内部之乱。总之一句话，是内乱？还是外战？这关系到以后国策，不纯是文字之争。
这些年轻人现在除了每天做些杂事，还议论着徐平在军事政策上的文化含义，上追三代，下联当世，要从文化传统、精神内核上理出一个头绪。另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讨论这次党项叛乱的性质。用一个高大上的名词，便是《春秋》学。对党项的处理原则，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宋朝对外的态度，如何定义战争，如何处理争端。如果他们讨论出来一个结果，得到了徐平的认可，那么就很可能成为宋朝成例，为后世所遵循。
读书人的心思确实是多，在与这些人接触之前，徐平都没有向这方面想。不过他们想的也有道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战争也不只是简单的战争。不在这件事情上统一思想，那如何面对后面的对契丹之战？你一言我一语，更加没个谱。
本来读书人的思想没有分岐，元昊髠发，易服，立文字，明显是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一场外战。但徐平对元昊的判决已下，檄文已传四方，明言元昊叛宋为不臣，虐民以为罪，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徐平的定性，明明是内乱。
在前方连战连胜，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主持这些事情的徐都护不可能是错的。如果自己想的与徐都护不同，那一定是自己错了，要重新回头审视自己的学习和传承。
这一点思想上的别扭，直接促
-->>(第2/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