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上他们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面目，只要找出根据来，重新发挥就是了。
义最大的意义是对外，即对外不兴不义之兵。人和人的关系难以理清，与外邦总是容易一些。国家、百姓和外邦，这三者之间，用义来进行规范，就容易得多了。徐平在这个时候把一套体系抛出来，最大的目的也正是对外。
党项之战被徐平定性为内乱，这已经是既成事实，定义为内乱只是为了好处理接下来的善后。郡县其地，派官员进行治理，总得有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化外，那么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把这一块地方占住，就失去了道义上的立场。朝中反对的官员，总有一个这钱花得值不值得的争论。你觉得开疆拓土，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是很威风的事情，但为了此事作战牺牲，为此承担税收钱粮的人为什么也要这样认为？你觉得这样对国家有利，那其他人还觉得没有好处只好坏处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就终会面对参军的将士们，觉得打的仗不值得，军心涣散，战力下降。甚至有一天，连招兵都招不到。对外义战，是国家和百姓加外邦三方的事情，只有用一个义字，让百姓坚定地站到国家的立场上来。
徐平的前世，军队有一种说法是不开第一枪，其实也是要占住一个义字。只是这个义字过于难以精确定义，在某段时间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而已。
灭了党项之后，还要接下来面对契丹。要不要与契丹开战？以什么样的理由开战？都需要从道义上站住脚。不能说我现在能打了，所以就来打你，那会失去民心的。
军失民心，战力的丧失靠武器装备是救不回来的。如果用利益来引诱民众参军，用利益诱使军队去打仗，失去了大义，最终还是要走到现在禁军的老路上来。只有凭着武器装备比别人好，国家实力比别人强，打一些顺风仗。一遇实力逆转，再无力回天。
君子之行是对朝中官员的约束，不在朝里当官，你管人家怎么做呢，有法律、道德进行约束呢。而君子的要求，是远远严于法律和道德的，某些方面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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