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罪行，在改军制时全部既往不咎，被宽大处理了。从枢密院的角并来讲，是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有人被淘汰，就有人被留用。贪赃、渎职等职务犯罪，是旧的制度下的普遍现象，如果追究淘汰的人，那些被留用的人要不要追究？此事就无法收场。
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斗争，确实可以雷厉风行，取得高效率，但也会产生无数错误，埋下无数隐患。终有一天，这些错误和隐患会爆发出来，造成新的伤害，甚至让改革逆转，让大业功败垂成。权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便就是这个道理，得到了后处，也就埋下了隐患。隐患不去除，随时会爆发，去除则要花上大得多的精力。
徐平前世阶级斗争是典型的例子，土地革命本来是制度革命，农民被解放，同时伴随着的应该是地主的教育改造。对地主的镇压，是地主这个阶级中罪人的镇压，而不是镇压这个阶级中的人。所以土改审判地主，审判的是地主的罪行，而不是他们通过收租雇佣剥削农民。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打倒，简单粗暴，必然会犯错误，一定会有本来无罪却被错误镇压的地主。如果不是工业化的到来，这种改革是一定会出现反复的。
改革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精心安排，要有耐心。简单化、庸俗化，把制度变革搞成人对人的斗争，改革必然不能彻底，必然会有反复。甚至一个不甚，就会由于自己的失误，让旧制度卷土重来，最终让事业功亏一篑。
徐平对禁军的改制如此郑重，谨小慎微，便是由于这个原因。宁可现在付出的精力多一点，把困难估计得足一点，不要留下大的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