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自己会处理善恶。你不能规定百姓的行为，约束百姓的思想，来推行政治的教化。司马光则相反，隆礼重法，法在礼后，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规定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规范约束了，则天下自然就大治了，发展到后来成了理教。
在王安石眼里，反对者要规定人性，不但管民的行为还要管民的思想，是暴政，但最后自己去走到了以暴制暴上面。千年后的变革其实一样，具有相同特点。
“万千道理，俱都归于民心当中，这就是为政的法则。以民为师，找寻道理，圆满学问，理通则为儒。先道理，再道德，再教化，再有礼仪，法度随此而变，次序不能错。先用礼治民，而后教化，再成道德，不求道理，是不行的。荀卿之隆礼重法治国，尚贤任能教化，只能害民，而不能大治。这便如先给天下之民刻下一个模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模子里长，长得一个模样，天下就大治了。世间无此道理。这个模子名之天命，实则巫鬼。其礼与律名为法度，其实残民之术，用之则为天下大害。为政者不能够从民心中找寻道理，而去求礼法，求教化，与治世南辕北辙。你们现在做的，就是以民为师，找寻道理。”
改革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呼声，响应人民的心声。与民心相应的时候，一切顺利，背离了人心，则步步艰难。荀子留下了一个自上而下单线治理的政治框架，后世的统治者对此喜爱非常，在这个框架下不需要听取百姓声音。百姓不满意，是法律执行不到位，是礼制教化不到位，只要用重法酷刑，森严的三纲五常，规范行为，约束思想，一切自然就好了。
徐平叹了口气：“为政而治，说到底，就是怎么看人性，怎么行教化，一切法度与施政都是由此而生发出去。荀子之学也非无来由。殷商之时重巫鬼，君亦听于巫，巫实掌天下之文。年深日久，巫有所谓聪明者，发觉以己意代天声，君民亦事无不听。此端一启则巫终被万民所弃。而此端必起，则巫必败。巫之让天下听命于己者，由其听天命，不听天命了则以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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