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朝廷之责，地租有一定之规，惟有利息之祸最难匣清。或曰，我完朝廷赋税，自耕自食不借贷，便不受这利息之祸，果能如此？臣言，不能！”
“你不借贷，他不借贷，总有人借贷。被人取走的利息，那个钱就在那里，终会从你的衣食住行，种地买种方方面面来刻剥你。如丰收后谷贱伤农，如灾年谷价飞涨，如耕牛价钱一日贵过一日，如欲买一犁一铧而不得。抑租息之祸，不只是在限乡间借贷，而且还在于平谷价，平稳牛、犁、铧等等价格，但最根本的，朝廷看得到的，是地价！皆因其余所有价格，终究还是会汇集到土地上，种地合不合算，能收多少租子利息上来。”
赋税、地租、地价，这三个是考察农民负担沉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追其根本，就在于农业的剥削，集中在地租和放贷收息上。赋税越多，地租在收成之中占的比例越大，地价与产出之比越高，则农民的负担越沉重。赋税和地租比较容易观察，地价因为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是以迷惑性较大，理政者必须要把地价搞清楚。
农业社会的剥削手段除了政权的赋税外，以地租和放贷收息为主，所以研究农业时代的经济，便会以地租、地价和赋税为中心。进入工业社会，地租这个剥削手段改成了资本无偿获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放贷收息则更进一步，发展成了金融产业。放贷收息促进生产、渡过天灾人祸的积极性，成为了金融产业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而另一面，他们的剥削本质是没有改变的。金融产业的收益与实体经济收益的差值，如果是负数，则说明在发挥其促进实体经济的积极一面。这个负数的绝对值越小，则积极意义越小。如果这个差值成了正数，则就说明金融产业表现出了其剥削手段的一面。金融产业相比较于其他产业越赚钱，则整个社会受到的剥削程度越严重。
宋朝的农民对赋税、地租、地价的感觉，可以类比徐平前世对税和保险、工资以及房租、房价的感觉。税和保险可比作此时的赋税，工资与自己付出的不平衡可比作这个时候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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