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这种小文人影响最深，流言广布。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来，就黑白颠倒。
徐平前世有一个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从某国的哪个不入流大学留学回来，因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领导眼中远胜于自己这个土举人。平时说起事情来，经常就是不屑顾地来上一句，你说的这些，人家外国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问起如何如何来，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他没有一样能连起来说顺溜的。因为身上带了洋味，说得再不顺溜也是永远对徐平不屑一顾，你还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顺眼，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在以文治国的时代，社会地位就不是你能够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这些，什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最终还是要变成一条一条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层解释这些措施，主持具体的施政举措的，有很多是这种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千年后来的人，徐平不反对官吏之分？实在是怕了他们，最好留在吏这一层。
做着宰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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