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的？确切地说，宰相不是处理朝政的，而是对朝政把关的。行政制度中的这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要把政权的治国之理，彻底地贯通于全部制度和施政中。把秦汉时的丞相制度，改成多人执政的宰执集团，并不是为了分相权，也不是为了互相牵制，而是天命已经不被人民认同，执政者再由一个人向天命负责，已经难解人民对政治的惑了。
丞相制时，天下有灾异，说明天对政权有意见，由宰相出来负责。或贬官罚俸，或者是直接换人，以应天变。在昭昭天命之下，如此做会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有凝聚力。
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由什么来保证？靠着选举制互相牵制？其实那只是部落遗风，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文化。现在北边的契丹还在行柴册礼，契丹皇帝是由世选制产生，凡有大事他们也是进行各世选诸侯的大集议。这是从部落直接进化到帝国的文明中，很多都会有的现象。徐平前世，很多人对政治不解其理，心中多有疑惑，至生心鬼，便请了洋人的制度来镇自己的心鬼。凡是洋人的制度中有的，便高呼为神，觉得不可战胜。从史书中看到契丹还存在着部落遗风，被心中的那尊洋神震慑，便就以为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高呼为什么大宋打不过契丹，人家契丹有着洋人那神一样的传统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那岂不是文明永远打不过野蛮，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对政权有一套一以贯之的道理，合于这个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够施行下去。从开始选人才的第一步，便就开始贯穿这套道理，一直到最后的行政措施。通过长处累月的政治行为，这套道理与人心相呼应，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文明。
这就是徐平所说的，公事中，没有我觉得。穿上公服为扮，按照道理定制度，定施政措施为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去除个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国之理来进行。
范仲淹错把圣贤政治当成了君子个人修行，在思想意识上，确实还没有满足做宰相的要求。历史上他行庆历新政，就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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