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而是雇专人经营管理，制定奖惩制度。
宋朝现在问题是，在城镇是官有经济占的比重过大，官府对利润的搜刮过甚，让工商业发展不起来。通过向民间让渡小型工商业，来刺激经济的活力。
与向民间开放工业和服务业相对应，通过三司铺子和各种民间会社经济，把畸形繁荣的商业的主导权，从一些大商户的手中夺过来。他们借助官方力量实行行会垄断，在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打击压制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达的不同意见，竟然是觉得对民间放权让利不够。他以巩县为例，认为已经有了驿馆，官方的人员往来住处和酒食供应有保障，再保留官营的酒楼和邸店各一处没有必要。如果把这个市场完全放给民间，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这封书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不相信这是王安石提出来的意见。在印象中可不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是把民间的工商业全部收归官有，走得比自己更远。
中国历史与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轨迹，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经济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商业，官方都占有巨大份额。宋朝是一个顶峰，王安石变法直接把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几乎全部收归官有。同时在乡村推行保甲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鉴他前世新中国刚建国时的做法，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做过了。那次变法的问题，是把经济权力收上来之后，没有用这些钱发展社会生产，而只是让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庞大的改革，真正与发展有关的，只有农田水利法等了了几项措施。生产发展不了，改革必然被旧党反对，这种反对有社会基础。
如果徐平记得他前世整套的工业技术，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做王安石变法的事。农村分田之后实行保甲法，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最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到徐平年迈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开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极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发展中国本土的收益。那样的结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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