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可是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
山西巡抚魏允贞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这些矿监、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
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他于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矿监、税使，残害百姓。李三才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于伏法，远近大快。
李三才“以折税监得民心”。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他经报请朝廷获准，对灾民加以赈济，还免除了应纳的“马价”（一种苛税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声望日隆，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
齐、楚、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一再受到攻讦，1611年（万历三十九），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这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
韦宝虽然弄不明白孙承宗想说什么，但孙承宗的意图，韦宝总算看出来了。
知道孙承宗这是对自己起了惜才爱才之心，想‘招揽’自己。
韦宝估计，孙承宗可能想让自己做给弟子啥的？这年代不是很流行师徒关系么？尤其在官场，这是很铁的一种关系。
对于孙承宗表露出来的意思，韦宝既没有很高兴，也没有不高兴。能得到孙承宗这种朝廷超品大员的青睐，若是在现代，韦宝磕破头都愿意，别说超品大员，随便跟七品县级官员有一点点关系，人生都将大不同吧？
但是现在的韦宝，不会轻易的表露情绪，实际上，他内心也的确是平静的。
韦宝知道孙承宗在魏忠贤手里滚蛋回家的历史，好像是魏忠贤想拉拢孙承宗，孙承宗不愿意和宦官搞在一起，然后触怒了魏忠贤。也知道孙承宗曾经在崇祯朝又起复，然后又被排挤滚蛋回家的事。
所以韦宝不用研究孙承宗这个人，也大概能推测出，孙承宗应该既不是阉党分子，也不是东林党分子，应该属于中间派。
中间派其实是最难立足，最难保身的，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像是走钢丝一般。
韦宝也想走这条路，但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走，所以偷偷在私下里搭上了王体乾那条线，现在算是阉党的边缘人物。
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
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
由于东林党人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
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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