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将来拍张纯如的时候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冷静客观、真实再现人物和事件，否则艺术上就落了下乘。
瑞恩-库格勒将摄影机对准张然，问道：“张先生，从《飞行家》开始，你的电影一直在求新求变，从《飞行家》的大逆光、卷轴镜头到《一个人张灯结彩》对声音和空间的运用，到《未来启示录》的宋词结构、超低空巡航镜头，即使反响一般的《三个傻瓜》、《唐山大地震》都有新东西，你创新的动力是什么？”
张然想了想，缓缓地道：“动力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作为中国导演的自尊吧，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是有贡献的，比如创造了功夫片这一类型，但中国对电影语言的贡献就比较少。在这一点上，东瀛比我们强很多，比黑泽明的多机位、小津的低机镜头影响都非常大。我就有点不甘心，希望寻找到属于中国的电影语言。
另外一个原因是前辈大师带给我的绝望感。在4，50年代，法国电影的代表是以马塞尔-卡内为首的诗意现实主义，代表作是《天堂的孩子》。但在50年代中后期，卡内遭到了年青影评人的大肆攻击，甚至连作为导演的才能都遭到置疑，其中对他攻击最猛的是特吕弗。不过在20多年后，特吕弗在公开场合坦承，他愿意以毕生所完成的23部影片来换取一次拍摄《天堂的孩子》的机会。新浪潮为什么会诞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特吕弗他们觉得按照传统的方法再怎么拍都不可能超过《天堂的孩子》，只能另辟蹊径。
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看《七武士》、《迷魂记》这些电影，有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无力，甚至感到绝望，这些作品就像大山一样横亘在自己前面，终其一生都无法超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另辟蹊径，走一条他们没有走过的路。”
瑞恩-库格勒不解地道：“每个导演都希望创新，都希望自己的电影跟别人不一样，但其他人很难做到像你这样推陈出新，你创新的源泉是什么呢？”
张然没有回答，指了指脚下，缓缓地道：“就是脚下这方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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