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在了他旁边那人的身上。
巧了，胡文海的位置正好便是在鲁冠球的旁边。
发表这番言论的，并不是之前冲锋陷阵的鲁冠球，而是之前一直在保持低调的胡文海。
这是什么情况！
不少自认为熟知胡文海做事风格的人，不由得目瞪口呆。怎么一向闷声发大财的胡文海，竟然就这么甘心被鲁冠球利用了？
是的，鲁冠球有着自己的私心。
1988年，可以说是中国的资本元年。之前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吃上一口饱饭，而自发成长起来的非国营企业，如今已经不再甘心于将自己寄托在公有制体制之下了。
在吃饱穿暖之后，非公企业的所有者们，开始奢望起要为自己“拿到一张出生证明”。
简单的说，就是要将手里企业的产权明晰起来。朕打下来的江山，总不能就在未来某一天，被官僚们一纸公文就这么收走吧？
随着资产的迅速增加，新中国的第一批资本家们，开始被巨大的不安所笼罩了起来。
鲁冠球的万向节厂，邓绍深的万宝家电，四通公司的万润南，还有更多因为财富感到不安的人，寻求着改变这个世界的努力。
历史上，鲁冠球将自己的企业悄然送了一半的股份给当地政府，这才算是勉强披上了一层保护伞。邓绍深顶着妖都政府的压力，想要从体改委走迂回路线，结果却被打成了外逃的“贪污犯”。万润南抛出了四通公司“非国有、非私人”的论调，结果同样是被按上了一个“出逃”的罪名，不得不抛弃自己一手创建的四通公司。
为了这一个所谓的股份制“出生证明”，实在是有太多时代的风云儿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股份制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非公企业经营者来说，便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是为之前赴后继的阶级自觉，便如同旧社会农民对田地一般的渴望。
鲁冠球的私心，便在于只要推动了国企的股份制改革，那么非公企业自然就同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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