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事情。”吴大观站了出来，解释道：“西飞是新支线客机计划的执行主力，承担的风险已经非常沉重。将更多的风险再转嫁到西飞的头上，更有可能的是让反对西飞的势力得逞，导致西飞不得不退出合作。我想我们四方合作的基础，应该是共同开发出新的支线客机。在这个目标下承担各自力所能及的责任，我们应该更加团结在一起，而不是互相算计，否则这样的心态对合作我想没有什么好处。”
吴大观的身份在那里摆着，即使是沃尔也不可能对他的发言置若罔闻。
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格鲁门和沃尔的目标是把事情做成，那就应该多考虑一下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困难，不要太过于计较得失。而不是遇到问题，去冷冰冰的扣合同和规则，将一切利益得失都算的斤斤计较。这样的话如果对八十年代的国内企业和个人来说，或许是没有问题。但换成是沃尔和曼斯坦因，双方对“商业”的不同概念就产生了差异。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价值大约是等于付出的劳动和原材料两者之和。而对于沃尔这样的西方商业精英来说，价值则是通过稀缺性和风险等因素构成的。
也就是说，哪怕只是一个灵光一闪的好点子，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只要它是非常“稀缺”的，那么它的价值就会非常高。同样金融业的风险巨大，因此它赚取超额利润也就是合理的，并不因它实际上并不创造价值而变得低廉。
究竟哪一种价值观更加合理，这是一个需要长久讨论的问题。但吴大观和沃尔双方的价值观差异，却是真实存在的。
“对不起，尊敬的吴。”果然，沃尔冷着脸摇了摇头，强硬的说道：“对于商业活动，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如果合作方需要强势一方去迁就，他就必须认识到，他的付出配不上自己得到的。只有所有人都得到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这样的合作才能长久，更是合作双方团结在一起的基础。”
“可是……”
“吴老，您不必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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