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城的情况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丁棠睦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
谁让他在太阳广场的事情上陷的太深了，以至于所谓“在发票上能发现他的指纹”，都不是一句形容词了。
经过他手给财政局田局长批的条子，不知道有多少就在那些社会上承包工程的人手里。
他就算是想收回，现在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能完全保密的事情，何况这世界上傻子濒危的跟大熊猫一样，聪明人却像沙漠里的沙子一样多。
随着清账小组行动的推进，收集发票的目的早就已经被人意识到了。
毕竟这两年国内网络发展的并不慢，科研院所和大学已经覆盖了很大一个人群。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很快就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很多人心里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幻想着上面这次的行动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权力和义务对等，这种政治上是必然要遵守的准则。很多人略一琢磨，就明白了这件事背后的逻辑。
中央想要收权，中央集权是中国历朝历代政权都会做的事情。这一点和欧美不同，美国的州长相对于联邦政府，有着很大的自由权力。不仅能够制定州内的政策、税收和财务，甚至连法律都能制定。而欧洲则干脆连形式上的统一都做不到，更不用说中央集权这种高难度的事情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被削弱，无一不是因为财政状况恶劣造成的。八十年代中国的情况类似，则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实际上是没有钱的。中央没钱，在地方上的话语权就会变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妖都甚至有人开玩笑似的喊出了“大粤国”这种口号。
这种地方权力的放肆，无疑是中央想要改变的。但有多大肚子吃多少干饭，财政没钱，任谁说话腰杆子都硬不起来。
显然，上面已经无法接受地方派系的继续做大。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递上来了充足的弹药，又制造了一门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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