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为寒门，则往往书籍难寻，良师难觅，普遍三四十都不能通读一经的大有人在。且即便学富五车，也未必就能做官，一旦错过了上次考试，就只能先跑学校来寻求门路啦。
董老先生不打算把行台学宫办成初等学校，他认为初级教育，那是各县各乡自己的事儿，岂可全都推诿给长安行台呢？裴该倒是有普及教育的意图，但因为经费局促，目前也只能暂依老先生所言。
所以入学考试，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问经，不求有多么高深的见解，你起码得能通读一经，于其非繁难之处，可以大致讲解吧；二是试文，诗赋皆可，要求文通字顺，而且书法可观。两试通过，即可入学，然后按照水平的高低，分成上、中、下三舍。
下舍而通晓一经者，可升中舍；中舍而能兼习两经者，可升上舍；上舍品学兼优，乃可望出仕。为了避免学生只是来学校混吃混喝的，学律定得很严，且若下舍三年不能升中舍，或中舍三年不能升上舍，或上舍三年不能得到校长推荐的，一律开革。
讲课还是按照这年月官学或私学的习惯，只说五经——在裴该的一再要求下，多加了一门史学——分经授课。每日定下课程，午前或午后，由某师于某室说某经，学生不必报名，到时候揣着书籍，提着坐垫，抱着水杯去听讲就是了。坐席有规定，上舍生在前，中舍生在中，下舍生只能坐后排甚至于靠边儿站。
古时授课，往往先生端坐于前，摇头晃脑，只是干讲，裴该特意“发明”了黑板和粉笔——用石灰加水制成，彩笔不易搞，白笔则易制——以授董老先生。不过先生既然是坐着讲课的，转身写板书实在麻烦，所以后来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风格：
一种先生干脆立而不坐，于黑板前往来踱步，方便板书，导致学生也必须站着听课——否则就是不敬先生啊；一种先生会预先把自己所要讲的重点写在黑板上，省得到时候再往起站；一种先生会指定某个自己赏识的上舍生，呆在边儿上，帮忙板书；当然也有几位先生仍旧按老规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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