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检、法的一把手压住一头。国内的通常做法，就是把当地的“政f委枢机”也交由公a局长兼任。如此一来，按照党大于政府的惯例，公a也就反过来强势了。这也是大多数地方司法系统有罪重压力的主要原因，毕竟公a的考核都是看破案率和定罪率的，总不能让政f委枢机的手下白忙活抓人却判不了罪。
可是，经侦类案件就没有这方面压力了，毕竟经济犯罪有很多是职务犯罪。之所以要抓，无非是用来平民愤，或者得罪什么什么。只要仇恨值低，辩方证据也充足，控方谁还非要死磕呢？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谁知道自己将来会如何如何。
连一千年前王安石司马光互怼的时候，都懂这个道理：文官互相倾轧的极限，发配海南就够了。至于杀头，甚至仅仅是抄家，那都是不可以滴。说不定过几年就轮到……做人留一线吧。
……
周父闭嘴之后，剩下的疑问都是周天音的。
“那你要我找个合适的场景、在有见证人的情况下，‘不经意地’激将范建、还给他发证据邮件——这事儿怎么布局呢？我想不到有什么合适的机会再参加他们的party，还要装作‘明明已经跟范建撕破脸、鄙夷他’的样子，却凑上去跟他一起吃饭k歌，那不太假了么？”
“不假，你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合理的借口，我已经为你想好了，”冯见雄轻车熟路地描绘着自己的诡计，“直接找范建肯定是不智的，那太着相了，将来肯定会被人怀疑。你现在背负着母亲被抓的伤痛，也确实不适合跟人出去嗨。
但是，你可以找一下那个戴凌么——上次咱一起吃过饭的那些人里，我看戴凌是对金融投机市场介入最深的，当初散场的时候还对我表示过善意、看重我的金融眼光，愿意以后有机会跟我一起干一票。
所以，这次你就假装想为你母亲的轻判筹钱退赃、但是家里暂时没那么多钱可以退、有些固定资产急于脱手又容易卖不出好价钱。所以，你就找到戴凌交个朋友、问他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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