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什么都做不了，也得亲自去出版社跟人彻夜长谈、最好再留几张“凌晨三点的京城夜景”之类的照片（照片绝对不要改，文件的创建时间必须显示是后半夜），到时候不管要不要到某些博客空间分享，都是有用的。
用五年后的人的话来说，那就是“加完班不分享个朋友圈，也叫加过班”？
“行，那我到你办公室里跟你聊。”
王教授说着就开车出门，直奔出版社。
一见面，她就把想好的应对措辞说了：“陈主编，这事儿咱就这么应对吧，这也是事实：专著的前两部分，中方和露方学者的历代观点，都是当时写作大纲提前就定好的内容。
但在写书的过程中，有同事建议加入更加中立的第三方学者的已有成果——也就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好让整本书看起来更客观。结果，因为赶稿时间过于仓促，就在第三部分出了事儿……”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说了。”陈主编内心依然很是怨念，不过她也知道要先解决问题，忍住怒气先追问，“这番话是你出面说还是我出面说？”
“最好是你去说……”王教授一咬牙，请求道。
“你还有脸让我出面？”陈主编怒气几乎爆棚。
王教授低声下气地说：“你听我解释，这事儿是这样的：首先，我说的都是事实。其次，出书的档期有没有严格要求、是不是真的很赶，我就算出面说了也没人信啊。你们是出版社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就算催稿也是为了大家好，只是最后好心办坏事……也不叫办坏事，是‘你们过分信任了我的能力’。
而我现在不出面，就当是摆一副‘安心悔过、闭门好好校对修订、召回已经卖出去的书、坦承相应经济损失’的姿态。这种各安其事的态度，已经是把综合损失降到最小的最好办法了。咱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