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合理不过了。
“冯同学真是后生可畏啊，以后希望踊跃投稿。”
“这几年法学界的论文偏重学术理论的有些过多了。把司法实践和理论高度结合起来的建设性文章，相对不够啊。成名的律师肚子里真有干货，也不肯往细里写。冯同学可不要敝帚自珍呐。”
酒桌上，拿了红包，少不得有些人要说些客气话。
一开始冯见雄只当对方纯粹是客套——这也不怪他，主要他和官员学阀打交道确实少。
但是回来之后，刘渊明点拨他说，那些人是真心约稿。
“怎么可能？期刊社这种单位，尤其是国内的、文科的，又没kpi能制约他了。发的文章好不好有什么激励么？当官的何必真心这么敬业？”
“也有竞争的！”刘渊明打着酒嗝解释，“理工科的，好理解，毕竟还有那么多外国的s作为横向对比，也有影响因子要看，文章好了，期刊平均引用数上去了，因子就高了。
但是，文科类里面，尤其是法学的，他们也在争‘对国家立法进程有推动、有帮助的专家文章’的。所以，这次我赶趟，只让你盯着社科院这边办的刊多发，没让你去司法部办的刊碰壁——司法部的不是不能发，是不好托人情。
人家本来就是实权部门办的，在乎的相对少一些。而社科院说起来光鲜，说到底还是卖嘴皮子的。智库的人，看起来清贵，其实就是古代的清客，最怕给人当幕僚时、老板却不听他的计策，时间久了名声就臭了。所以，社科院下面的期刊，对于这种‘文章发出来、上面就修法’的文章比较重视。多弄几篇，存在感就高了。”
被刘渊明这么一分析，冯见雄的心态也就更加不拘谨了
住了大概一周，又有两篇论文发表了出来，他和刘渊明揭盖子的计划，也到了最后临门一脚了。这天，是4月初的一个周末，《xxxx》的那个联系人，给刘渊明留了个准信：下一期为止，所有必须的文章都能发完，也就是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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