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他立刻开展行动――新道教不能没有自己的宗教设施，仅仅在三亚搞一个医庐是不成的。既然天主教会的发展比他预计的快，他也得赶快行动起来。
张应宸先和对外情报局搭上了关系――他的最终目标是大陆，对外情报局掌握着在大陆进行活动的经费、人员和体系。而宗教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渗透工具。新道教起码比天主教显得更“本土化”，所以他和江山等人的会谈一拍即合。在对外情报局的同意和牵线搭桥之下，他又和雷州站的谌天雄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关系，将海安的情报站邹和尚庙作为“新道教”系统下的一个道观。
但是在临高也得有一处道观。再怎么说，临高将来也是“革命圣地”，新道教得有一席之地。
修建道观的提案没费多少力气就从何影手里得到了批准文书，又从企划院搞到了修建的物资申请。筹措资金却产生了很大的难处，财政部不肯为修建新道观拨款――在此之前临高的教堂全部是自筹资金。盗泉子尽管在宗教水平上比吴院长强得多，但是他有一个很不利的条件：资金来源困难。
临高教会由耶稣会提供的经济支援，相比之下，“新道教”只能从黎苗事务办公室领取有限的活动经费，宗教办当然也有一些活动经费拨给他。但是比起吴院长每半年就能从澳门领到一箱子银币的经费，有时候还能打着各种名目额外从澳门打秋风来说，张应宸的经济状态堪称非常的差――黎民虽然对他奉若神明，但是却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新道教的金库。
最终，张应宸不得不求助于借贷，以自己的元老股份为抵押，向德隆贷了一笔款，又从黎苗事务办公室和宗教办给他的活动经费的结余款全部集中起来，最后，他又拉到了某社团的一笔赞助，这才勉强凑够了修筑道观的钱财。
因为费用紧张，张应宸独辟畦径，没有在热闹的东门市建立道观，而是选择在临高县城以西五公里的永庆观。这是一座始建于宋代的道观，明代洪武间道士曾道宁重修，弘治间毁于寇，正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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