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以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不利于激发“民力”的积极性，乃拍板做出如下修订：“关内转解粮饷、军装、军火，****脚价，无论雇佣车驼骡马，酌定百斤百里给银四钱；关外****，百斤百里，给银五钱。”
就是说，整整翻了一番有多。
另外，关卓凡和左宗棠达成如下共识：“欲筹军食，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甚至，“大约官与民交涉之件，总须官肯吃亏，但不可太亏耳。”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对老百姓好。
关卓凡之所以主张“以民为主，以官为辅”，甚至，“尽可全数仰赖民力”，是因为，彼时政府对于西北的管理和控制的力度，远远不能和二十一世纪相提并论，自然也就欠奉足够的组织和动员的能力，如果“官办”运输，一定是低效率的，一定会扯西征大军的后腿。
另外，若“官办”运输，必然会有官吏在其中借机生利，压榨百姓，西北刚刚平定下来，这么瞎折腾，不排除再生变乱，后院起火。
所以，关卓凡宁肯将之尽数扔给“市场”，只要价钱给足了，还怕没有人愿意干活？还怕干不好活？
还有，这笔钱，通过劳务支出的形式，到了老百姓的手里，对大乱之后的甘肃、新疆的社会经济的恢复，也大有助益。
另外，如果是“官办”，“定制”就没那么容易“破除”了，不然，主事者难免中饱之讥。“仰赖民力”就不同了，价钱不够，人家不爱干，不理直气壮的提价怎么成？且明码标价，这些钱，没人可以说落到了俺自己的腰包里去。
总之，关卓凡的思路，就是加大资金投入的密集度，以换取更高的作战和后勤的效率，以期更快的结束战争，减少战争的总体成本，并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关于转运，左宗棠提出，“易长运为短运”，即，军粮不是由采买地一气运到巴里坤、古城等前线目的地，而是在中途的肃州、玉门、安西、马莲井、哈密等地，分别设立仓廒，用接力的方式，一站一站，“数起数卸”，最终运抵目的地。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粮运输的安全，不过，因为起卸次数多了，脚价钱自然增多，另外，仓廒附近，要设立相应的配套设施，如开厂店、打井、积草储薪，以备人员、驮马打尖歇息，并更换运输工具，这些，也是要花不少钱的。
本来，因为额外增加了预算，左宗棠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这个方案可以在“上头”那儿顺利通过，但关卓凡没有任何犹豫，立即予以批准。除了运输安全之外，即便单纯从成本上考量，也未必就不划算——脚价费用确实增加了，但是军粮在运输过程中的耗损，却大大减少了，一出一入，总的算下来，说不定还赚了呢。
这一系列措施实施下来，左宗棠在给关卓凡的函电中，欣喜的说道：“驮户闻风踵至，奋勇争先，风沙不阻，寒酷不避，运道畅通，络绎不绝，军食无忧矣！”
入疆之前，关卓凡和左宗棠还做了一件事：裁军。
北疆的古城、巴里坤、哈密，以及甘肃靠近新疆的高台等地，本就驻有官军，数量还不少，但是，这些军队，因为长期无功，士气低迷，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关卓凡的意见是，季翁并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一一整训，其中实在不中用的，索性就大刀阔斧的裁掉算了——这样，还可以节省出一大笔的粮饷。
这些地方的驻军减少了，怕不怕影响入疆后作战的兵力？
不怕。
关卓凡和左宗棠本就有共识，用兵西北尤其是新疆，兵力上，贵精不贵多，兵力适度，在新疆的特殊地理环境下，才会“指挥如意”，还有，后勤的压力也要小一些。
入疆的副总指挥刘锦棠，年少气盛，更是声称：“胜兵万人，足以横行。”
于是，左宗棠对新疆、甘肃的原驻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减，足足裁掉了一半有多，剩下来的，整编之后，已是相对精锐，不过，即便如此，左宗棠也不打算把他们发上前线，他们的性质是“防军”，即专注防守——防守据点，保护粮道。
好了，万事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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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六百字大章奉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