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例在上铺啃他的大馒头和文学名著，邱夏饶有兴致的与侯兵介绍北京，说：“胡同和大院不一样。我和蔡桂农都是胡同出来的，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住胡同里的，爹妈要么在工厂当工人，要么在商店里卖东西。不过，现在的胡同也有讲究，都是一群一群，一伙一伙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也没地去，出门在外，你看到这样的，就得注意一点。”
“北京这么乱？”侯兵瘦高瘦高的，胆子却小。
“不能说乱，就是混混多。和我们一般年纪的，如果没考上学，现在都在家里呆着呢，人找不到出路就只能在街面上转悠，抢顶帽子，抢只鞋什么的。”
侯兵下意识的摸摸脑袋，说：“抢帽子也不行啊，买顶帽子也挺多钱呢。”
“他们抢的都是军帽什么的，你又没有。”
“那也不行啊。”侯兵对此很是在意：“北京怎么也这样？”
“找不到工作，只有读书一条路，太单一了。另外，现在的工厂招工，都招自己的子弟，招一个系统的子弟，这不是变成世袭了吗？我看这个制度，必须要改。”邱夏转口说到了政治。
政治不仅邱夏喜欢，现在的学生都喜欢谈论政治。聊政治聊理想聊奋斗，是80年代大学生的主要聊天内容。80年代的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学生们不用饿肚子了，就不会像是70年代的学生那样，整天考虑着怎么弄吃的。80年代的学校，又是包分配的制度模式，学生们也就不用像是90年代那样，没事聊就业。
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给了制度创新的土壤，而学生们，是最敏感的群体。有了邱夏起头，董志成都放下了名著，跟着聊了起来。
讨论到激烈处，毛启明从楼外回来了，献宝似的拿出盘磁带，说：“邓丽君的新歌，你们听过没？”
几个人齐摇头，邱夏问：“你有录音机吗？拿什么放啊。”
“看我借了什么？”毛启明从身后拿出一只半臂长的大收音机出来，笑道：“我刚和戏剧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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