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不端是个比政治还普遍的问题。将科研经费用于日常开支,已经属于潜规则的一种了,而且不像是政治,管理和监督学术开支的机构极少。
院士邹承鲁曾经列举了一位学术界人士,说这位先生在30年间发表了1500篇论文,平均每周一篇,其人就是什么事也不干,专门抄论文,也来不及,真令人不可思议。
外国人也不会更有道德,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对英国1986年至2005年间进行的21项学术不端行为调查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有七分之一的研究员知道同事有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比如伪造科研成果,大约46%的科学家报告说,自己某些同事在学术研究中的行为“值得质疑”,比如“有选择性地”报告研究数据、迫于研究资助方的压力修改研究结论等。
日本的美女研究员更是出名,制造假数据和图像的论文险些去评选诺贝尔奖,是个想骗学术经费,又不慎遍过头的例子。
当然,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界管理的就更松了。亩产万斤的卫星故事还没有过去多久呢,为了“科学进步”,为了节省时间和研究经费,研究员迫于政治人物的压力伪造科学结果也是常见的情景。
不过,皇帝的新衣没有拆穿的时候是新衣,拆穿了就是丑闻了,亩产万斤和学术不端皆是如此。
杨锐也不确定李鑫是否会真的学术作弊,但是,轻工业相关的论文也是很难的,会有很多的计算,很多的物理和化学,比写寒假作业的任务量要多的多,而且毫不客气的说,不是每个研究员的计算水平都过关的。
李鑫今年三十多,也就是50年代出生,小学和中学基本是在革命中度过,这种情况下,他能完成研究生教育,显然要付出常人数倍的努力,或者,常人数十倍的资源。
杨锐也不找人帮忙,自己在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条目下,找李鑫的论文。
北大的图书馆整理的很好,这花费了杨锐一些功夫,但他还是找到了三篇论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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