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功勋卓著的科学家面对“科研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的时候，尽皆抵制，坚持认为：国家的急迫问题不是“加强应用”，而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直到国务院威胁将消减经费的时候，科学院的领导才勉强成立了一个专门促成研究成果推广和应用的机构。
从根子上，杨锐是同情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的，他也赞同科学院领导的回答：经过多年政治动乱，国家的基础理论科学较世界先进水平差得更远了，所谓市场、商品和理论之类的应用之事，根本不应该让科学院来考虑。
毕竟，这些经过多年学习和训练的科研工作者，做的就是基础理论科学，让他们转做应用，这与要求研究物理的学者去做国学一样无稽。
想想霍金怎么把宇宙学应用化，在大街上卖虫洞玩具吗：孩子，你已经拿到了你的虫洞玩具，因为虫洞是小型黑洞，那是看不到的，所以，你看不到你的虫洞玩具。什么？怎么证明虫洞玩具存在？你问了一个好问题，我以前也想证明这一点，后来没有经费了，你看，我再卖5亿个这种玩具，或者再版《时间简史》500次，应该就有资金重新开始实验了，哦，忘了要上税，等我再算算……
从本质上来说，杨锐算不得纯粹的研究者，所以他选择自己赚钱，同时做研究的策略。
然而，不是每名研究者都有这种能力的，至少不是一天两天能锻炼出来的。
如果不是经过了补习班的多年考验，杨锐大概也赚不到多少钱，最多是投资一些稳妥的产品，等着增值。
脑袋里飞快的转了一圈，杨锐对秦强的观感也略有改变，点点头，道：“我们是有几页纸的数据要做，但是需要大型机，还可能需要编写专门的程序，时间要快，你们能行吗？”
一口气提出多个要求，秦强反而松了一口气，认真的想了想，道：“编写程序没问题，我在计算机所的时候就是做这个的，我们一起的也都懂科学数据，时间长短要看东西，我能看一下数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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