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电视和纸媒的公信度是极高的。
电视里说的,和报纸里说的,几乎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律博定的话题,却是令人有些无所适从了。
杨锐站出来说律博定等同于毒药,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律博定安全有效。
杨锐站出来说抗心律理论错漏百出,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抗心律理论久经考验。
杨锐站出来说律博定未通过gmp的审核,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gmp的审核拖沓无用。
在此之前,中国的媒体界虽然进行过无数次讨论,但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基本都是社会讨论。
不提纯政治性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此前最火的媒体讨论,是“第四军医大的大三学生张华,为救不慎落入粪池的69岁老农魏志德献出了生命”是否值得的问题。
在鲜亮的生命远去二十年后,“大学生救老农是否值得”的话题,已经变成了辩论场上常见的话题了,而在80年代,新闻媒体的讨论也与辩论无异。
但律博定的话题,却不是那么好辩论的。
不像是之前的社会讨论,律博定的讨论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而这种有标准答案的讨论,一方面吸引了观众,另一方面,也令观众的期待感增强了。
但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报导就不好做了。
偏偏观众们还就是想要知道。
于是,无数的媒体都采取了采访杨锐,或者各方学者的方式。
“专家说”一时间成为了新闻中最常出现的词语。
而在三木公司和京西制药总厂的推动下,蒋同化也因此沾了光,频繁出入于曾经想进而进不去的媒体大院。
他是gmp委员会的委员,正好适合与杨锐顶牛,另一方面,敢和杨锐对着说抗心律理论和律博定的高端学者也没几个。
这可不是说“我家隔壁王大爷得了癌症,结果用麻
-->>(第1/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