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的要求下，对功能性做出了诸多修改。
这些修改，相对于pcr本身的意义其实并不大，它既不能提高pcr的灵敏性，也没有荧光标记等先进的功能，但是，就简易性来说，这款傻瓜机是达到了一个高峰的。
而且，提升pcr本身的水平是很难的，再怎么说也是诺奖级的技术，虽然说起来是傻瓜级的诺奖，但是换个地方大学的教授去做，一样可能傻眼。至于相关的聚合酶之类的东西，价值没有pcr大，难度却是翻天的，华锐实验室做了一年多，取得的成就也就是那么点儿，纯粹的水磨工夫。
做人机互动方面的设计，麻烦是麻烦了点儿，但是有杨锐的一些介绍，半年多时间就很有成果了。
后世的pcr机，不管是什么型号的，找一个从来没接触过的研究员，一两天的时间绝对用的纯熟。
而在86年，这方面的培训就没那么简单了。
舍伍德等人听着杨锐介绍，一下子都围拢了上来。
不一会儿，舍伍德就动心的问：“这一款机型的性能如何，与其他两款比呢？与其他pcr仪比呢？”
“性能与便携型的差不多，比早期的pcr型号还要好一些，肯定够警局使用了。”华锐公司和华锐实验室都是离岸公司名下的，杨锐本身与之并没有什么关联，说起来也异常轻松的道：“斯德哥尔摩警方如果想要将pcr实验室尽快投入使用，我建议先将这三台机器留下来，然后快速决定采购哪种型号的，从而能够保证前期的定罪率。”
杨锐停了一下，看舍伍德等人用瑞典语商量，再道：“各位，我无意催促，但是，当马尔勒案开始让全国了解到pcr和dna鉴定的时候，我相信是有一个黄金时间的，就像是凶杀案的最初48小时，或者绑架案的最初48小时，新技术带来的突破，也不应该等闲视之，你们应该立即将以往的案件分解出来，哪些案件是pcr能够解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然后从解决的里面，分解出立即就能解决的，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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