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钵道统，但若他能秉持‘仁礼中’这三条行动处事，却已不失为一君子。
韩冈见程颢点头而笑，心中亦是一喜。这代表他对儒学理论简单直接的归纳得到了儒学宗师的认同。
所谓‘我注六经’，将经典往繁琐里解释，一个‘若曰稽古’，就能扯出十几万字的注释，这是汉儒唐儒的习惯。而抛弃这些琐碎的注疏，而直接取用儒家经典的原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我’为主，而不是以‘经’为主，即‘六经注我’，这是宋儒的做法。
在此时，重新注释以《论语》为首的儒家诸经并不稀奇。泰山先生孙复便倡导舍传而求经，著《春秋尊王发微》，弃《左氏》等春秋三传于不顾；安定先生胡瑗，著《论语说》，徂徕先生石介有《易解》，公是先生刘敞有《七经小传》《春秋权衡》，亦是别出机杼，不惑传注。气学张载、理学二程，他们也莫不如此，皆是对儒家诸经有着不同于汉唐注疏、属于自己的见解。
韩冈也是一样，虽然他如今对九经的各部主要注疏，都能深悉大意，说个八九不离十。可他对这些扣着经典文字，一字一句加以注释，比经书繁琐了千百倍的注疏，却没有多高的评价。
韩冈一直认为，要想传播思想，理论是越简单越好。所以他就把儒学根本归纳成简单的三个字仁、礼、中，而直截了当放弃了对经文的注释。只观大略，不暇细务，以这八个字为自己辩解，韩冈自认站在儒学大家面前也不会露怯。
“以冈之愚见，儒者之行不外乎守仁心，尊礼法，执中道。仁为礼本，以阿云案论，若韦高被杀，阿云自当斩，若韦高重伤不起，也是当处以绞刑，但韦高不过是轻伤，为些许微伤害一命，却有违仁恕之道。弟子观阿云之罪，杖遣过轻，杀之过重。杀人偿命，伤人服刑，所以学生便判了流三千里编管。”
仁为礼本，如果按照韩冈的想法，后世所谓吃人的礼教，便是只有礼而无仁，走入了邪道，并不是真正的儒家。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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