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妈妈送回到房间后，她看了一眼我说：“你的房间是不是挺吵的？采光也不好吧？”“还行吧，我基本上也习惯了。
”“要不你换一个房间吧，那样会住得更舒服一点。
”妈妈的话很明显在暗示我搬来与她同住。
“嗯…暂时先不用了，我那个房间住得挺习惯的。
”我还惦记着每晚去打探其它房间的会谈情况，虽然跟妈妈同住的诱惑力很大，但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找到合适的合作项目。
“你每天晚上都在忙些什么呀？有好几次打电话你都不接。
”她对我近期态度的转变有点不适应，毕竟之前我还曾死乞白赖地要求搬来同住，现在却含糊其辞，这里面明显有问题。
“这几天都在研究项目，看看用什么好的题目去打动那些总裁。
”我只说了一半的实话，关于每晚在阳台间攀爬的事并没有说。
“好吧，你先回去吧。
”她有点失望。
第二天妈妈带我去医院给两个日本人道歉，大概是我昨天跳舞时的力气太大了，他们俩都受伤了，芥川抻伤了腰部，龟岛拉伤了小腿，两个人正躺在床上进行康复治疗。
我把果篮放在床边后给他们鞠躬致歉，妈妈把治疗费用交给他们，被拒绝了。
令人意外的是，芥川和龟岛对我毫无憎恨之意，反而表现得又敬又畏，似乎被我昨晚那番折腾给打怕了，这好像是他们民族的性格特点，对卑躬屈膝讨好他们的人直接无视，对态度强硬对抗他们的人却十分尊敬，用句俗话说就是有点贱皮子。
芥川试探性地问我以前是做什么的，我故意吓唬他：“卖核武器的。
”他吓了一跳，又问我最近在做什么项目，我说：“正在开发一个大型抽水机，计划把太平洋的水抽干了。
”他听了又是一愣，妈妈急忙扽了一下我的衣角，让我不要乱说话。
离开医院后，我问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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